历史语言学:给语言做考古
从拉斯克到格林
1818年,丹麦青年拉斯穆斯·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交出了他那篇为冰岛文学学会撰写的获奖论文,里面已经写明:要证明语言同源,不能看单词像不像,要看语音的系统性对应。真正把这条原则钉成定律的是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就是那位搜集童话的格林——他在1822年《德语语法》第二版中系统陈述了第一次日耳曼辅音大推移:原始印欧语的 p、t、k 在日耳曼语里整体变成了 f、th、h,所以拉丁语的 pater 对英语的 father,tres 对 three,cornu 对 horn,严整得像一张改签时刻表。这不是一两个词的巧合,而是整批整批的词按同一张时刻表集体搬家——语音规律的存在,使语言变化第一次成了科学可以研究的对象,历史语言学由此诞生。拉斯克一生调查过五十多种语言,贫病交加中去世,年仅四十五岁;他的墓碑上没有写满头衔,但学界早已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真正开山"这顶帽子,戴回了他头上。
例外推动进步
定律一出,例外立刻排队出现:按格林定律该变的地方,有时偏偏不变。1875年,卡尔·维尔纳(Karl Verner,1846-1896)发现玄机藏在重音里——重音不落在紧邻的前一个音节时,清擦音就会浊化,维尔纳定律把最大的一堆例外收编进了规则。1863年,赫尔曼·格拉斯曼(Hermann Grassmann,1809-1877)解释了另一批:一个词里两个送气音相遇,前一个会主动让贤。1870年代,莱比锡的一群青年学者——卡尔·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1849-1919)、奥古斯特·莱斯金等人——干脆喊出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强硬纲领,史称新语法学派。每一次例外的解决,都让定律的疆域扩大一圈;规律不像道德那样宽容例外,这正是语言学在十九世纪最像自然科学的地方。
树与波浪
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在1861年前后把语言的亲缘画成了谱系树:祖语是树干,后代语言是枝条,越分越细,永不回头。1872年,约翰内斯·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1843-1901)投出反对票:创新其实像水波,从某个中心一圈圈荡开,与相邻语言交叠——波浪说提醒世人,语言的地图不只是分叉,更是渗透。二十世纪中叶,莫里斯·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1909-1967)尝试给历史装上时钟:他列出一两百个最抗替换的核心词——手、眼、水、火这类任何语言都绕不开的词——假设其每千年的保留率大体恒定,由此推算语言分离的年代。这套语言年代学因假设过于理想而备受批评,但它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前沿:语言演变的速率,究竟有多快、多均匀?
除了规律音变,语言还靠类推自我修复:古英语里"牛"的复数是 kine,属于不规则变格,后来说话人干脆按主流规则改造成 cows——儿童学话时的过度规则化,正是类推变化的发动机。接触则是另一台引擎:诺曼征服后的英语成批借入法语词,猪在田里叫 pig,上了餐桌就成了 beef,词源里直接刻着阶级。类推同样改变着汉语的面貌:“您们"始终没能站稳脚跟,因为"们"从来不许这么类推——规律与类推的拔河,每天都在口语里进行。
重建的艺术
比较法的终极产品是拟构:把各后代语言的对应材料摆上天平,倒推出带星号的原始形式。最传奇的案例属于索绪尔:1879年,他仅凭印欧语元音交替中的结构空位,预言原始印欧语里存在一类无人见过的喉音;1915年,赫梯语被赫罗兹尼解读;1927年,库里沃维奇确认赫梯语中的ḫ正是这类喉音的残迹——已死数千年的音节,因一个年轻人的预言命中而重新发声,这是历史语言学最浪漫的时刻。重建不是复古的幻想,而是一套可检验的假说系统:每一个星号形式,都必须同时解释所有后代的形状。重建出的原始印欧语因此被戏称为"没有母语者的母语”,可它的每一个音,都经过几十种后代语言的交叉验证。
汉语的史官
汉语的历史语言学走的是另一条路:先靠韵书留档。601年陆法言的《切韵》分一百九十三韵,1008年扩修为《广韵》,把中古音钉在纸上;唐末僧人守温归纳三十六字母,等韵学家再把声韵调排进一格一格的韵图。二十世纪,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第一次用历史比较法拟测出中古汉语的音值,王力(1900-1986)继而搭起上古音的框架。入声在元明之际从北方话里整体退场,平上去入的版图重新绘制——汉语方言的分歧之大,使北京人与广州人无法通话,却共享同一套书写;方言本身也是活化石库——吴语留着全浊声母,粤语留着入声尾,闽语里甚至沉睡着上古音的层次。这些变化留在诗词的押韵里、佛经的音译里、方言的褶皱里,像年轮一样等着被读出。语言没有化石,但语言的一切历史,都埋藏在语言自己身上。给语言做考古,挖出来的从来不是死物,而是今天仍在千万人嘴边活着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