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学：给语言做考古

从拉斯克到格林

1818年，丹麦青年拉斯穆斯·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交出了他那篇为冰岛文学学会撰写的获奖论文，里面已经写明：要证明语言同源，不能看单词像不像，要看语音的系统性对应。真正把这条原则钉成定律的是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就是那位搜集童话的格林——他在1822年《德语语法》第二版中系统陈述了第一次日耳曼辅音大推移：原始印欧语的 p、t、k 在日耳曼语里整体变成了 f、th、h，所以拉丁语的 pater 对英语的 father，tres 对 three，cornu 对 horn，严整得像一张改签时刻表。这不是一两个词的巧合，而是整批整批的词按同一张时刻表集体搬家——语音规律的存在，使语言变化第一次成了科学可以研究的对象，历史语言学由此诞生。

例外推动进步

定律一出，例外立刻排队出现：按格林定律该变的地方，有时偏偏不变。1875年，卡尔·维尔纳（Karl Verner，1846-1896）发现玄机藏在重音里——重音不落在紧邻的前一个音节时，清擦音就会浊化，维尔纳定律把最大的一堆例外收编进了规则。1863年，赫尔曼·格拉斯曼（Hermann Grassmann，1809-1877）解释了另一批：一个词里两个送气音相遇，前一个会主动让贤。1870年代，莱比锡的一群青年学者——卡尔·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1849-1919）、奥古斯特·莱斯金等人——干脆喊出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强硬纲领，史称新语法学派。每一次例外的解决，都让定律的疆域扩大一圈；规律不像道德那样宽容例外，这正是语言学在十九世纪最像自然科学的地方。

树与波浪

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在1861年前后把语言的亲缘画成了谱系树：祖语是树干，后代语言是枝条，越分越细，永不回头。1872年，约翰内斯·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1843-1901）投出反对票：创新其实像水波，从某个中心一圈圈荡开，与相邻语言交叠——波浪说提醒世人，语言的地图不只是分叉，更是渗透。二十世纪中叶，莫里斯·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1909-1967）尝试给历史装上时钟：他列出一两百个最抗替换的核心词——手、眼、水、火这类任何语言都绕不开的词——假设其每千年的保留率大体恒定，由此推算语言分离的年代。这套语言年代学因假设过于理想而备受批评，但它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前沿：语言演变的速率，究竟有多快、多均匀？

重建的艺术

比较法的终极产品是拟构：把各后代语言的对应材料摆上天平，倒推出带星号的原始形式。最传奇的案例属于索绪尔：1879年，他仅凭印欧语元音交替中的结构空位，预言原始印欧语里存在一类无人见过的喉音；1927年，赫梯语被解读，里面恰好躺着这类音的实物——已死数千年的音节，因一个年轻人的预言命中而重新发声，这是历史语言学最浪漫的时刻。重建不是复古的幻想，而是一套可检验的假说系统：每一个星号形式，都必须同时解释所有后代的形状。

汉语的史官

汉语的历史语言学走的是另一条路：先靠韵书留档。601年陆法言的《切韵》分一百九十三韵，1008年扩修为《广韵》，把中古音钉在纸上；唐末僧人守温归纳三十六字母，等韵学家再把声韵调排进一格一格的韵图。二十世纪，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第一次用历史比较法拟测出中古汉语的音值，王力（1900-1986）继而搭起上古音的框架。入声在元明之际从北方话里整体退场，平上去入的版图重新绘制——这些变化留在诗词的押韵里、佛经的音译里、方言的褶皱里，像年轮一样等着被读出。语言没有化石，但语言的一切历史，都埋藏在语言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