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诞生:从寻宝到科学

温克尔曼与古代艺术史

配图 考古学的思想先声来自艺术史。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德国艺术史家)1755 年发表《关于模仿希腊绘画与雕塑的思考》,1764 年出版《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艺术风格演变的著作。他提出艺术风格的时代分期(古风、古典、希腊化),主张"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edle Einfalt, stille Größe)是希腊艺术的精髓。他鼓励欧洲人亲自去意大利与希腊研究古物——古典学从文献走向实物。

温克尔曼本人死于非命:1768 年在的里雅斯特旅行时被一名年轻旅伴(安吉洛·凯塔里尼)为贪图他的金币与古币收藏而谋杀(绞死),成为启蒙时代的著名悬案。讽刺的是,这位"古代艺术的教皇"死于对古物的贪欲——18 世纪的古物收藏仍与盗墓、伪造、黑市纠缠。

谢里曼之前:挖宝的时代

配图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考古"是挖宝:贵族与富豪雇人挖古墓、搬雕像、装点客厅。威廉·汉密尔顿爵士(William Hamilton,1730-1803)在庞贝附近收藏陶瓶;托马斯·布鲁斯(Elgin,1766-1841)拆走帕特农神庙大理石(见文物归还篇);那不勒斯国王与私人藏家把赫库兰尼姆的发掘当"文物供给线"。真正的科学意识萌芽:拿破仑远征埃及(1798)随军学者(多米尼克·维万·德农 Dominique Vivant Denon 画下埃及遗址);乔瓦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Giovanni Belzoni,1778-1823,意大利大力士、前马戏演员)为英国领事亨利·萨尔特(Henry Salt)搬运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发掘阿布辛贝、进入卡纳克神庙——他既是开拓者,也是"拆雕像的商人"(他自己承认破坏了墓室)。

海因里希·谢里曼:考古的浪漫与原罪

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把考古变成"发现的戏剧"。他生于德国梅克伦堡的牧师家庭,少年当杂货店学徒,14 岁听到醉汉朗诵《伊利亚特》而立志寻找特洛伊(他的自传《我》Ithaque, le Péloponnèse et Troie 与《特洛伊的古迹》充满自夸与美化——他童年故事多为编造,但热情真实)。他经商致富(俄国、加州淘金、克里米亚战争的硝石生意),40 岁退休转向考古,自学 18 种语言(希腊文、拉丁文、波斯文、梵文、中文)。

1870-1873 年,他在小亚细亚的希萨利克(Hissarlik)土丘发掘,找到多层古城遗址(从青铜时代到罗马),并宣称找到特洛伊与普里阿摩斯宝藏(黄金首饰、“海伦的珠宝”)。1873 年他让妻子索菲亚把宝藏穿在身上溜出工地(照片成为传奇)——后世研究证实:他挖错层了(特洛伊 VIIa 约公元前 1250 年才是荷马的特洛伊,他把宝藏归为公元前 2500 年的特洛伊 II);宝藏的年代与《伊利亚特》不符;他夸大、掩盖、编造发掘过程。1876 年他在希腊迈锡尼发掘,发现阿伽门农面具(黄金面具,比阿伽门农早 300 年)与竖井墓圈(V 形墙、蜂巢墓 Tholos)。1880-1883 年他与建筑师威廉·德普费尔德(Wilhelm Dörpfeld)重返特洛伊,德普费尔德用地层学(stratigraphy,按土层与陶片分期)把发掘科学化——谢里曼的浪漫与德普费尔德的方法,合成了现代考古学的两面:发现的激情 + 地层的纪律。

考古学的科学化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考古学建立科学规范:地层学(斯特拉斯堡的弗里德里希·冯·韦尔特-迈因霍夫、英国的奥古斯都·皮特-里弗斯)、类型学(typology,按器物形制排序定年代: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汤姆森"石器-青铜-铁器三期说",1836)、田野记录(摄影、测绘、平面图、出土位置——皮特-里弗斯 1880 年在英国克兰伯恩蔡斯的发掘是"第一个现代发掘":他把每一层、每一件器物都记录在册,“一把铲子的野蛮人"vs.“科学的考古学家”)。

奥古斯都·皮特-里弗斯(Augustus Pitt Rivers,1827-1900,英国军官、人类学家)是关键人物:他主张发掘是破坏(“发掘即毁灭,记录即生命”),必须先测后挖;他建立牛津大学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按"功能"而非"时代"陈列——工具、武器、装饰的类型学展示)。20 世纪初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英国考古学家)在埃及用序列断代法(sequence dating,按陶器形制的演变排序定相对年代)发掘,著《考古学的方法与目的》(1904):“考古学的职责不是取悦观众,而是为历史提供材料。”

考古学的诞生是双重运动:从寻宝到科学(方法的纪律化),从帝国到学术(殖民背景下的"抢救性发掘"渐让位于"保护性研究”)。谢里曼式的浪漫没有消失(图坦卡蒙、兵马俑仍是"发现的戏剧"),但它开始服务于问题:“这是什么?何时?为何?"——考古学终于成了提问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