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
一、重商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
地理大发现与贵金属洪流：1492 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金银，巨额贵金属经塞维利亚等港口流入欧洲。贵金属存量的大增引发了 16 世纪席卷欧洲的"价格革命"——各国物价成倍上涨，西班牙首当其冲。贵金属成了国家实力最直观的度量衡：谁的国库里有金银，谁就能雇佣军队、装备舰队、打赢战争。
民族国家与战争财政：中世纪那种封建割据的局面被英国、法国、西班牙、瑞典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取代。连年不断的王朝战争、宗教战争和海外殖民竞争，使各国君主对财政的需求空前迫切。重商主义首先回答的就是一个财政问题——如何在不激怒臣民的前提下让国库充盈，而答案很自然地指向了对外贸易：从国外赚来的金银，不用向国内任何人征收。
商人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享有国家特许状的垄断贸易公司——1600 年的英属东印度公司、1602 年的荷属东印度公司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国家授予公司垄断特权，公司向国家上缴利润并在海外充当扩张的先锋，二者结成了紧密的同盟。重商主义的各项政策工具——关税、补贴、航海条例、殖民地专营——都在这个同盟的运作中被打磨成型。
二、柯尔贝尔与法国重商主义实践
柯尔贝尔其人：柯尔贝尔出身兰斯的呢绒商家庭，早年为权臣马扎然管理私产，深得信任。1665 年他被路易十四任命为财政总监，此后十八年集财政、工业、商业、海军、王室建筑等大权于一身，是"太阳王"时代实际上的经济首相。他事无巨细、勤勉到近乎苛刻，据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以国家力量办工业：柯尔贝尔认为法国必须拥有自己拿得出手的制造业，才能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他一方面从威尼斯、佛兰德、瑞典等地招募工匠，另一方面直接兴办"皇家手工工场"——1662 年购入巴黎的戈布兰染坊，1667 年将其改组为皇家戈布兰手工工场，专门为宫廷生产挂毯和家具。他还颁布了数百条工业条例，对产品的长度、宽度、染色工艺都作出强制规定，派检查员巡查工厂，对不合格产品公开示众。这在当时是保证出口商品质量的手段，但也窒息了工艺创新的空间。
关税、运河与特许公司：1667 年，柯尔贝尔大幅提高进口关税，对荷兰、英国的工业品课以重税，直接引发了两国间的关税战乃至军事冲突。他主持开凿了连接加龙河与地中海的米迪运河（1666 年开工，1681 年通航），打通了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内河航运。1664 年他创立法国东印度公司，试图在印度和远东与英荷两国竞争，但法国商人不愿投资，公司长期靠王室输血维持，远不及英荷同行成功。
柯尔贝尔主义的内在矛盾：柯尔贝尔重工商而轻农业，为了给工场提供廉价劳力，他长期压低谷物价格、限制谷物出口，牺牲了农业的利益。到他 1683 年去世时，法国工业虽有起色，农业凋敝和财政困窘却日益加深——正是这套政策的弊端，刺激了半个世纪后重农学派的反弹。
三、重商主义的核心命题
重商主义各国政策千差万别，但背后有一套共享的朴素逻辑，可以归纳为几个相互支撑的命题。
财富即金银：重商主义者把一国的财富等同于它持有的金银货币。这种看法源于商人经营的直觉——对一个商人来说，生意做没做成，就看最后钱袋里多了多少硬币；把它推广到国家层面，国库的金银存量就成了国富的标尺。今天我们知道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和计账单位，真正的财富是可供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流量，混淆二者是重商主义最根本的概念错误。
贸易差额论：对于不产金银的欧洲国家，获取贵金属的唯一途径是出口大于进口，用贸易顺差把别国的金银赚进来。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在身后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64 年）中把这条原则讲得最透彻：增加一国财富的通常手段是对外贸易，而"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其价值必须大于我们消费的外国货物的价值"。由此推论，国家应当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管制金银外流。
国家干预与垄断管制：既然顺差不会自动出现，国家就必须出手。典型的工具包括：保护性关税、出口补贴、对本国航运业的扶持——英国 1651 年（克伦威尔时期）和 1660 年（王政复辟后重申）的《航海条例》规定殖民地货物必须用英国船只运输，矛头直指荷兰转口贸易；以及对殖民地的专营制度，把殖民地当作母国工业品的市场和原料的附庸。
来自休谟和斯密的批评：重商主义在理论上的破绽很早就被点破。大卫·休谟在 1752 年的《政治论丛》中提出了"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一国持续顺差会让金银流入、国内物价上涨，本国商品变贵、出口竞争力下降，顺差因而会自动消失；想长期"锁定"顺差在逻辑上不能成立。1776 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对"重商主义体系"（正是斯密让这个词流行开来）进行了系统的毁灭性批判，指出财富是国民劳动的年产物而非金银存量，顺差政策牺牲的是消费者的利益、肥的是获得垄断特权的生产者。
四、重农学派的兴起
18 世纪中叶的法国，为重商主义的反面教材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重农学派（Physiocrates）正是在对柯尔贝尔主义的反思中登场的——它是经济学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派。
柯尔贝尔主义的后遗症：压低粮价、管制谷物贸易的政策使法国农业长期失血；频繁战争和宫廷挥霍让税收越堆越高，而贵族和教士享有免税特权，负担全压在农民身上。1720 年，苏格兰人约翰·劳在法国导演的纸币实验（密西西比泡沫）轰然崩溃，又让整个金融界对信用和投机心有余悸。法国知识界普遍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被找错了方向，出路在农业。
魁奈其人：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是学派的宗师。他出身农家，早年自学成才做外科医生，以一部医学著作成名，1749 年成为路易十五宠姬蓬帕杜夫人的侍医，入住凡尔赛宫。年过半百之后他才转向经济学，但医生的职业直觉深刻塑造了他的思路——他把国民经济想象成一个有机体，财富如同血液，在循环中滋养各个器官，而疾病的根源要到循环受阻的地方去找。
学派的形成：1756 年和 1757 年，魁奈应狄德罗之约为《百科全书》撰写了《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两篇文章，勾勒出他的基本思想。他周围很快聚集起一个忠实的圈子：米拉波侯爵（1715—1789）以 1757 年出版的《人民之友》为学派赢得最初的声望，后来干脆自称魁奈的学生；杜邦·德·内穆尔（1739—1817）则是学派最得力的编辑和宣传家，1767 年他把魁奈的论文汇编出版，并造出"Physiocratie"（重农主义，意为"自然的统治"）一词，学派由此得名。
五、《经济表》与"纯产品"
重农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纯产品"（produit net）这一概念之上，而它的展开形式就是著名的《经济表》。
纯产品：魁奈论证说，在所有行业中只有农业能够创造净剩余。农业生产要耗费种子、农具损耗和农业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但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收成扣除这些耗费之后还有富余——这份超出全部生产费用的余额就是纯产品，它是大自然的无偿赐予，由农业劳动从土地中取出来。与之对照，手工业和商业只是把原料改变形态、把商品转手流通，它们"加工"价值而不创造净增量，所以工商业者被归入"不生产阶级"（classe stérile）。这个命题今天看来当然站不住脚——制造业的剩余是显而易见的——但把财富的分析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是方法论上的一大跃进。
三个阶级与经济表：魁奈把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从事农业的"生产阶级"、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君主、贵族和教会）、从事工商业的"不生产阶级"。1758 年，他在凡尔赛宫印制了《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用一张独特的锯齿形（zigzag）图式，描画年产出如何在这三个阶级之间循环流通：生产阶级把纯产品作为地租交给土地所有者，后者用这笔收入分别购买农产品和工业品；不生产阶级卖出工业品、购入原料和粮食，再回到起点。图中还区分了"年预付"（avances annuelles，每年耗费的种子、口粮等）与"原预付"（avances foncières，多年才更新一次的耕畜、农具、水利等农业资本），已经相当接近今天对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区分。
经济表的历史地位：《经济表》是人类第一次试图用一张总图刻画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流，尽管它的数字假设粗糙、阶级划分生硬，却启发了后世所有宏观总量分析——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图式，到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再到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称赞它是在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一次"极有天才的尝试"。
六、重农学派的政策主张
从重农学派的理论自然长出一套激进的政策纲领，它在 18 世纪后半叶的法国改革中留下了真实的印记。
自然秩序：重农学派相信，人类社会存在一个由自然法决定的理想秩序（ordre naturel），它的核心是财产权和自由竞争。政府的职责不是发明规则、管制经济，而是认识并顺应这个秩序——人为的干预只会扭曲自然循环，把事情弄得更糟。这套观念把经济政策的论证从"怎样对国库有利"换成了"怎样合乎自然权利"，为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了哲学地基。
自由放任：相传柯尔贝尔曾问商人勒让德尔能为商界做些什么，得到的回答是"Laissez-nous faire"——“让我们自己去做”。这句名言经过重农学派的老前辈古尔内（1712—1759）的推广，连同"laissez passer"（任其通行）一起，成为学派的口号。落到实处，最要紧的是谷物贸易自由：1763 年和 1764 年，法国先后放开了国内和省际、对外的谷物贸易，正是重农学派长期鼓呼的初步成果。
单一税：重农学派推论说，一切税收辗转转嫁，最终都要由土地纯产品承担——因为纯产品是经济中唯一的净剩余，其余收入都只是成本。既然如此，与其层层设税、征税成本高昂且压抑生产，不如干脆废除一切间接税和特权豁免，只对土地纯产品征收"单一税"（impôt unique）。这个方案在财政上未必可行，但"税收应落在经济租金上"的思想后来启发了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运动。
杜尔哥的改革实验：学派纲领最接近于付诸实践的一次，是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7—1781）的改革。他早年写下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 年）把资本、利息、工资的分析推进了一大步。1774 年 8 月他出任财政总监，同年 9 月即颁布敕令恢复国内谷物自由贸易；1776 年初又推出震动朝野的六敕令，其中两项最要命——废除强迫农民无偿修路的徭役、废除巴黎的行会特权。特权阶层的反扑排山倒海，1776 年 5 月杜尔哥被免职，改革人亡政息，法国失去了一次和平改良的机会，十三年后等来的是大革命。
七、历史评价与遗产
站在今天的位置回看，这两个前后相继的思潮各自留下了不对称的遗产。
重商主义：错误的理论，真实的政策逻辑：作为理论，重商主义被休谟和斯密驳得体无完肤——财富不是金银，顺差不能永久，垄断特权损人利己。但作为一套政策实践，它忠实地记录了民族国家形成期和资本原始积累期的现实需要：养军队、办海军、建产业、夺市场。也正因如此，每当后发国家面对先发国家的竞争压力，重商主义式的产业政策就会以各种新名目复活——1841 年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为德国的幼稚产业保护辩护，正是这条线索的延续。
重农学派：第一个学派，经济学的成人礼：重农学派创造了经济学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个有纲领、有领袖、有期刊、有门徒的学派；第一次把财富的分析从流通领域移到生产领域；第一张宏观经济循环图式；第一套系统化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斯密 1764—1766 年游历法国时与魁奈、杜尔哥等人过从甚密，《国富论》中关于社会阶级、资本积累和自由竞争的许多分析，都透着重农学派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没有重农学派把问题提对，斯密的革命就缺少一块基石。
共同的教训：两个学派的对照也留下了方法论上的教训。重商主义提醒我们，把一种直观经验（商人看钱袋）直接放大为国家理论，会犯下混淆概念的低级错误；重农学派提醒我们，一个建立在错误命题（只有农业创造剩余）上的体系，哪怕逻辑再自洽、图式再精巧，最终也会被工业化的现实证伪。经济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概念澄清与经验检验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门学科的方法论自觉，正是从这两次早期尝试的成败中开始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