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一、从网络社会到数字社会学

社会学的每一次自我更新，都对应着社会形态的重组。工业社会催生了古典三大家，而数字时代的社会学奠基之作，一般追溯到曼努埃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42- ）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与《千年终结》（1998）。卡斯特的核心论断是：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社会组织的主导形态正从垂直科层转向水平网络；空间被重构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跨越地域的实时连接）与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的对峙，权力与财富向流动空间集中，而大多数人的经验仍被困在地方空间；时间则被压缩为"无时间的时间"——即时通信抹去了序列与等待。

卡斯特的分析不止于经济结构。《认同的力量》讨论网络社会中的身份政治：他把认同分为三种类型——由主导制度自上而下塑造的合法性认同、受压迫群体为抵抗而构筑的抵抗性认同、以及试图按新原则重造社会的规划性认同——女权运动、环保运动与各类原教旨主义的兴起，都被他放进这个框架里解释：当科层国家失去整合能力，认同政治便成为社会动员的主要语言。《千年终结》则处理苏联解体、信息犯罪网络与亚太崛起等世纪末变局。2015 年，黛博拉·勒普顿（Deborah Lupton）出版《数字社会学》（Digital Sociology），标志这一领域有了自觉的学科名称。数字社会学处理的总问题是：当社会生活的每一面都被数据化、平台化，经典社会学的概念工具——阶级、互动、权力、自我——需要如何重写？下文分五个战场展开：平台、算法、劳动、自我与不平等。

二、平台社会：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

范·戴克（José van Dijck）与波埃尔、德瓦尔合著的《平台社会》（The Platform Society，2018）为这一议题提供了系统框架：平台不是中立的连接工具，而是渗透进教育、交通、新闻、医疗的数据基础设施。经济学视角下，平台是多边市场（multi-sided market）：它同时服务用户、广告商与开发者等多个群体，用一边的免费换取另一边的付费，网络效应使市场份额向头部急剧集中，“赢家通吃"几乎是结构性的结局。平台化（platformization）通过三个相互咬合的机制重塑社会：数据化（datafication）——一切行为被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包括那些从前无人记录的注视与停留；商品化——行为数据被打包成可交易的产品；选择（curation）——算法代替编辑决定你看见什么。

平台由此获得了一种传统上属于国家或公共机构的看门人权力（gatekeeping）：应用商店决定软件的生死，搜索排名决定商家的存亡，内容审核规则决定言论的边界——而这一切都是私营企业在自家服务器上做出的决定。尼科·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201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补充：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精益平台等类型学的背后，是资本积累对"数据"这一新原料的大规模圈占。

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2019）给出了最严厉的指控：数字平台把人类的行为剩余（behavioral surplus）——那些超出改进服务所需的数据——据为己有，制成预测产品卖给广告商；而预测的生意终会滑向行为矫正：不只是猜你会买什么，而是塑造你去买。监控资本主义不是数字化的必然，而是对数字化的劫持。

三、算法治理：当代码开始裁决

算法看似数学中立，实则携带权力。凯茜·奥尼尔的《数学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2016）总结出危险算法的三个特征：不透明——当事人无法知晓评分逻辑，无法申辩；规模化——一个模型同时裁决数百万人；损害性——惩罚总是落到最无力反抗的人身上。美国的教师评估、再犯预测、信贷评分系统，都在她的案例库里留下教训：一个糟糕模型的效率，恰在于它伤害的人数足够多。

弗吉尼亚·尤班克斯的《自动不平等》（Automating Inequality，2018）考察了美国福利系统：算法把"穷人不值得信任"的历史偏见自动化，贫困管理从面对面的官僚裁量变成无人负责的技术拒绝——系统没有"拒绝"你，它只是"判定"你。萨菲娅·诺布尔的《压迫的算法》（Algorithms of Oppression，2018）则揭示搜索引擎对黑人女性的系统性贬低；鲁哈·本杰明在《科技之后的种族》（Race After Technology，2019）中称之为新吉姆代码（New Jim Code）：歧视不再需要种族主义者的恶意，默认设置就可以完成排斥。

算法规制由此成为全球议程：欧盟《数字服务法》要求平台披露推荐逻辑并评估系统性风险，中国也于 2022 年施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建立算法备案制度。算法治理的核心难题始终如一：如何把一种私有、动态、技术性的权力，纳入公共问责的框架。

四、数字劳动：免费的与隐形的

数字劳动的理论谱系，可以追溯到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1977 年提出的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论：商业媒体真正出售的商品不是节目，而是观众的注意力——观众看电视的时间，是在为媒体公司"劳动”。蒂齐亚娜·泰拉诺瓦 2000 年的论文《免费劳动》（Free Labor）把这一逻辑移入互联网时代，成为这一领域的起点：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建立在用户无报酬的活动之上——浏览、发帖、建网页、写评论，既是休闲也是生产。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2014）用马克思主义框架把这一观察系统化：用户刷社交媒体的每一分钟都在为平台创造剩余价值，“产消者”（prosumer）的身份模糊了劳动与娱乐的边界；为游戏做模组、为爱好剪视频的"玩工"（playbour），则把玩乐彻底卷入了增值过程。

链条的另一端是隐形劳动：内容审核员在创伤性图像中过滤互联网的阴暗面，数据标注员为人工智能整理训练集——他们的工作被"智能"的光环遮蔽，地点多在马尼拉、内罗毕或中国的内陆县城，薪酬与心理代价远不成比例。零工经济则是数字劳动最可见的形态：外卖骑手与网约车司机在算法管理（algorithmic management）下工作——派单、定价、考核全由系统完成，雇主隐身于代码之后，申诉的对象是一段不会回答的程序。

2020 年中国《人物》杂志的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的全国性讨论，是这一议题公共化的标志：算法不断压缩配送时限，骑手的应对——逆行、超速——又被数据反馈为新的压缩依据，系统与人陷入自我强化的死循环。数字劳动研究的启示在于：平台经济的问题不是"技术太先进"，而是劳动关系的旧问题穿上了新技术的外衣。

五、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

分析社交媒体的天然工具，早已写在 1956 年——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拟剧论：社会互动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表演，前台（front region）是表演的舞台，后台（back region）是可以卸妆放松的场所，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是每个人的日常功课。社交媒体把这套剧场整体搬上线：朋友圈是精修的前台，分组可见是观众隔离的技术实现，“三天可见"则是一种新型的幕布。

但新媒介带来了戈夫曼未曾面对的难题。其一是语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达娜·博伊德 danah boyd 的概念）：老板、父母、同学与陌生人挤在同一个观众席，为不同语境准备的表演互相穿帮，于是人人被迫发展出"最低公分母"式的自我呈现。其二是持久性与可检索性：十年前的一条帖子随时可能复活，青少年时期的后台失言成为成年后的前台罪证，“遗忘"这一社会性修复机制正在失效。与此同时，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把戈夫曼的舞台延伸到身体内部：步数、睡眠、心率成为自我叙事的新素材——自我呈现从"我是什么样的人"变成"我的数据证明我是什么样的人”，而数据的剧场同样需要排练。

六、数字鸿沟：不平等的新形态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最初指接入层面的有无之别，但研究显示它至少有三级：第一级是接入鸿沟——能不能上网；第二级是使用与技能鸿沟——会不会用、用来做什么，同样的带宽可以用来娱乐也可以用来学习，消费性的使用与生产性的使用带来完全不同的回报；第三级是结果鸿沟——同样的使用能否转化为同等的现实收益，范·德尔森与赫尔斯珀 2015 年的系统研究表明，即便接入与技能持平，既有优势群体仍能从数字使用中榨取更多线下收益。

扬·范·戴克在《深化的鸿沟》（The Deepening Divide，2005）中早已警告：接入的普及不会自动消除不平等，反而可能因"马太效应"放大它——优势群体总是更快、更深地把新技术转化为资本。世界银行 2016 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用全球数据印证了这一点：互联网在普及，但"红利"的分配高度不均，若没有竞争的市场、适配的技能与问责的制度这些"模拟时代的补充”，技术反而会巩固既有格局。数字鸿沟与阶级、年龄、城乡、性别等既有不平等层层叠加：疫情网课期间，孩子有没有独立房间、稳定网络与有辅导能力的家长，成为教育不平等的新变量；一部智能手机的有无，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家庭在疫情中的信息处境。技术从不中立地降临社会，它总是落在已经倾斜的地面上。

七、数字社会学的中国议题

中国为数字社会学提供了一块独一无二的田野：超过十亿的网民规模、高度平台化的日常生活（一个超级应用同时承担社交、支付、政务与新闻）、全球最发达的移动支付与即时配送系统。若干议题尤其值得追踪。健康码在疫情期间的全民实践，把"数据化的身体准入"推到了极端形态，也引发了关于数字排斥的公共讨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一度寸步难行，直接催生了适老化改造的政策议程。平台经济的规模使算法管理、社保覆盖与劳动者权益问题格外尖锐，外卖骑手的困境已成为学术研究与公共政策的交汇点。短视频在下沉市场的爆发改写了文化消费的城乡地图；而"银发数字鸿沟"——老年人在挂号、打车、支付面前的困境——则把第二级使用鸿沟的问题摆在了每个家庭的餐桌上。

对数字社会学的中国研究而言，这块田野既是理论的试验场，也是理论的校准器：许多以欧美平台为默认语境的概念——语境坍塌、监控资本主义、零工劳动——在这里需要重新检验边界条件。数字技术在中国社会的嵌入方式有自己的制度逻辑与文化逻辑，社会学的任务不是套用现成的批判词汇，而是重新生产概念。这门学科还年轻，但它研究的对象已经支配了我们的生活——这种不对称，正是数字社会学必须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