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
一、不平等的结构
分层不同于零散的个体差异。它是一种结构：层级位置可以世代传递，配套着一整套将其合理化的观念，并且深刻地形塑着身处其中者的机会、健康乃至寿命——流行病学研究反复发现，社会地位每下降一级，预期寿命便缩短数年。不平等不只是钱包的厚薄，它刻在身体里。
二、阶级与阶层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 年）则认为马克思的尺子太短。他的多元分层理论主张用三根轴来定位一个人：阶级（市场处境）、地位（社会声望）与权力（组织化的政治影响力）。三根轴常常错位：一位大学声望崇高的教授可能收入平平，一位新富可能买得到豪宅却买不到上流圈子的入场券。1945 年，功能主义者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1908-1997 年）与威尔伯特·摩尔（Wilbert Moore，1914-1987 年）提出了著名的戴维斯-摩尔命题：分层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它能把最重要、最难胜任的岗位匹配给最优秀的少数人——用更高的报酬与声望做诱饵。这一"不平等有益论"立刻遭到围攻：医生的收入高于清洁工，真的是因为社会不可或缺，还是因为教育与行医执照本身就被垄断着？
三、社会流动性
如果说分层描述的是岩层的结构，那么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测量的就是人在岩层间穿行的可能性。社会学家区分代际流动（子女相对于父母的地位升降）与代内流动（一个人一生中的沉浮），也区分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
流动性是检验社会公平的试金石。经济学家迈尔斯·科拉克在跨国比较中发现了一条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的规律：收入越不平等的国家，代际流动性往往越低——美国的不平等程度高于北欧，而其子女收入与父母收入的相关性也显著更强，“美国梦"的兑现率反而低于被讥为"高福利"的丹麦与加拿大。出身在何种程度上决定命运，是一个社会最诚实的自白。
四、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是工业社会最独特的造物。随着 19 世纪末以来白领职业的扩张——职员、教师、工程师、管理者、小企业主——一个既不拥有巨额资本、也不靠出卖苦力为生的庞大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被寄予厚望去充当社会的稳定器：向上缓冲贫富对立，向下拉动消费与内需，中间则以温和务实的政治倾向托住民主制度。二战后美国郊区化的黄金时代，几乎就是一部中产阶级史诗。
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这幅图景开始褪色。全球化把制造业岗位迁往海外，自动化替代了大量中等技能的白领工作，就业市场出现了两极化：高技能岗位与低技能服务业岗位两头增长，中间被掏空——这便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空心化。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1971 年出生）在 2014 年的《21 世纪资本论》中用三百年的数据给出了冷酷的注脚：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r > g），财富向资本所有者集中是资本主义的默认设置——1980 年代以来，美国最富 1% 人口的收入占比从约 10% 攀升至 20% 左右，中产阶级的份额则持续萎缩。
五、贫困
在分层体系的底部是贫困（Poverty）。绝对贫困指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世界银行在 2022 年将国际极端贫困线修订为每人每天 2.15 美元，全球仍有约 7 亿人活在这条线之下；相对贫困则指相对于所在社会平均水准的匮乏——在富裕国家，吃得上饭却付不起房租、看不起牙医的人，同样被钉在分层的底部。
关于贫困为何延续，社会学有两派持久的争论。结构性解释认为贫困是制度与机会的产物：衰退的产业、隔离的学区、被堵死的上升通道，个人再努力也难以逾越结构的围墙。文化解释则以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14-1970 年）1959 年提出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概念为代表：长期贫困会在群体内部沉淀出宿命感、即时满足等价值观，并代代传递，形成自我维持的循环。这场争论远不止于学术——它直接决定着社会政策的走向：扶贫究竟该改造结构，还是改造穷人？
六、社会分层的未来
21 世纪的分层图景正在被三股力量重新塑造：全球化让资本的流动远快于劳动力，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在缩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在扩大；数字革命创造了数字鸿沟这道新断层，会不会用算法正在成为新的阶级边界；平台经济则催生了规模空前的零工劳动者，他们名义上是"自由职业者”，实际上缺乏劳动保障，徘徊在雇员与无产者之间的模糊地带。分层从不是一个已解决的问题，而是每个时代都必须重新回答的提问：哪些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哪些只是可以被改变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