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
一、社会有机体
功能主义的灵感确实来自生物学——正如心脏的功能是泵血、肺的功能是呼吸，家庭的功能是养育下一代，教育的功能是传递知识与技能，宗教的功能是凝聚共同体。在功能主义者眼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制度几乎不可能是"无用"的；它既然存续下来，就必定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某种角色。这种"存在即有其功能"的直觉，构成了功能主义最基本的分析姿态，也为它日后招致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二、涂尔干的功能主义
1897 年，涂尔干出版了更具冲击力的《自杀论》。他考察了欧洲各国的官方统计，发现新教地区的自杀率系统性地高于天主教地区，单身者高于已婚者，城市高于乡村。自杀这个看似最私人、最心理化的行为，背后竟有一只"社会的手"在操纵——涂尔干由此证明，社会整合的程度决定了自杀率的高低：整合不足导致利己型自杀，整合过度导致利他型自杀，规范缺失导致失范型自杀。宗教在他的分析中同样被还原为功能：宗教仪式真正的产物不是神迹，而是集体意识的周期性强化——人们聚集、诵经、共舞，其实是在不自觉地重申"我们是一体的"。
三、塔尔科特·帕森斯
功能主义在 20 世纪中叶达到巅峰，其集大成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 年）。帕森斯 1937 年出版《社会行动的结构》，第一次把涂尔干、韦伯和帕累托的思想熔进一个统一框架；1951 年，他又在《社会系统》中提出了著名的 AGIL 模型——任何社会系统要存续下去，必须满足四项功能需求：适应（Adaptation，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由经济制度承担）、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确定优先目标并调动资源，由政治制度承担）、整合（Integration，协调各部分的关系，由法律与社会控制承担）、模式维持（Latency，维系价值观与文化认同，由家庭、教育和宗教承担）。
帕森斯的理论体系宏大得近乎哥特式大教堂：行动由行动者、目标、情境与规范四要素构成，而规范是社会学真正的领地——它规定了"在何种情境下做何事才算得体"。在冷战初期的美国，帕森斯的理论几乎成了社会学的官方语言，哈佛大学的国际关系学系甚至以他为中心重组。但也正是这种无所不包的雄心，让他的体系在 1960 年代的社会动荡中显得愈发苍白。
四、罗伯特·默顿
帕森斯最杰出的学生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2003 年）看到了老师体系的裂缝，并用一把精巧的手术刀修正了它。在 1949 年出版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默顿区分了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与隐功能（Latent Function）：前者是行动者意识到并有意追求的效果，后者是未被察觉却真实存在的效果。他的经典例子是美国印第安部落的祈雨舞——显功能是求雨，隐功能却是在旱灾的焦虑中重新凝聚群体。祈雨舞从未求来过雨，却实实在在地求来了团结，这正是它存续百年的原因。
默顿还提出了反功能（Dysfunction）的概念，打破了"凡存在皆有益"的教条：过度的官僚主义可能窒息效率，严格的行业准入可能保护惰性。他甚至指出，政治机器这种"腐败"的制度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恰恰是因为它为底层移民提供了正式渠道之外的隐性功能——找工作、办执照、紧急救助。默顿的这些修正让功能主义从一套辩护性的形而上学，变成了一件可以实证的解剖工具。
五、功能主义的批判
1960 年代以后，功能主义遭到了猛烈的批判。批评者指出：它过于迷恋稳定与和谐，对冲突和变迁近乎失明——用它解释 1968 年席卷欧美的学潮与民权运动，就像用体温计测量地震；它假定现存的制度都是"必要的"，却忘了许多制度不过是历史的残留物；更致命的是，它暗含一种保守的辩护逻辑——既然贫富差距、性别分工都是有"功能"的，那么改变它们的努力反而显得多余。冲突理论正是从这一软肋攻入，而符号互动论则指责它把有血有肉的人化约成了执行功能的零件。
六、功能主义的遗产
然而，宣判功能主义死亡显然为时过早。它留下的问题意识至今仍在滋养社会学：一个制度为什么能存续？它服务于谁、又伤害了谁？从教育系统如何再生产阶层，到社交媒体如何重塑公共讨论，功能分析依然是最常用的思维工具之一。涂尔干的有机团结、默顿的隐功能、帕森斯的系统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语汇——即便是最激烈的批判者，也常常是在用功能主义打磨出的概念去反对功能主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