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

一、纪录片的起源

配图 纪录片的历史与电影本身一样长——卢米埃尔兄弟 1895 年放映的《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本质上就是纪录片:摄影机对准现实,按下快门,不加导演。

真正给纪录片注入叙事灵魂的,是"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1884—1951 年)。他在哈德逊湾与因纽特人共同生活数年,1922 年完成了《北方的纳努克》。为了画面的完整,他让纳努克一家在已经住进木屋的年代重新搭建冰屋、用鱼叉猎捕海象——这些"摆拍"今天看来充满争议,但影片开创了纪录片的基本范式:用故事片的手法组织真实的素材。1926 年,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1898—1972 年)在评论弗拉哈迪的《摩阿拿》时首次使用了"documentary"(纪录片)这个词。格里尔逊随后在英国邮政总局电影部带出了一支纪录片队伍,1936 年的《夜邮》让诗人奥登的诗句配上蒸汽机车连夜北上的画面,把一封邮件的旅程拍成了工业时代的抒情诗。同一时期,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1896—1954 年)提出"电影眼睛“理论——他认为摄影机比人眼更能看清世界,1929 年的《持摄影机的人》把摄影机变成观察城市的器官,至今仍是实验影像的圣经。

二、宣传纪录片

配图 1930 至 1940 年代,各国政府发现了纪录片的动员力量。莱尼·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 年)受希特勒委托拍摄的《意志的胜利》(1935 年)记录了纽伦堡纳粹党代会:三十台摄影机、航拍、升降机、环绕镜头——它在技术上确立了政治宣传片至今沿用的美学,在道德上却成为电影史上最刺眼的污点。1938 年她的《奥林匹亚》记录柏林奥运会,同样美得令人不安。这两部影片留下了一个至今无解的问题:艺术成就能否与它所服务的罪恶分开?

作为回应,美国政府请出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1897—1991 年)制作了《我们为何而战》系列(1942—1945 年),其中《战争序幕》拿下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数百万美国新兵在入伍营地里看完了这套影片。

三、直接电影

1960 年代,轻便的 16 毫米摄影机和同步录音设备问世,纪录片迎来又一次革命。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主张摄影机是"墙上的苍蝇”,只观察、不干预。理查德·利科克(Richard Leacock,1921—2011 年)等人组成的德鲁小组在 1960 年拍摄了《初选》,跟随肯尼迪与汉弗莱的威斯康星州初选——观众第一次感觉政治竞选像一场正在发生的直播。D.A. 彭尼贝克(D.A. Pennebaker,1925—2019 年)的《别回头》(1967 年)记录了迪伦的英国巡演,成为音乐纪录片的原型。

在法国,让·鲁什(Jean Rouch,1917—2004 年)与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合作了《夏日纪事》(1961 年),提出"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他们不回避摄影机的存在,反而把它当作激发真实的催化剂。而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1930—)1967 年的《提提卡失心院》拍摄了精神病院里的赤裸真相,影片被马萨诸塞州禁映长达二十四年。梅索兄弟中的阿尔伯特·梅索(Albert Maysles,1926—2015 年)则以《灰色花园》(1975 年)记录下隐居豪宅的母女二人,证明了"不干预"也能拍到最深的人性戏剧。

四、当代纪录片

21 世纪,纪录片第一次成为"票房动物"。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1954—)的《华氏 911》2004 年拿下戛纳金棕榈奖,全球票房两亿两千两百万美元,至今仍是影史最卖座的纪录片。法国导演雅克·贝汉(Jacques Perrin,1941—2022 年)的《迁徙的鸟》(2001 年)训练候鸟与摄影机编队飞行,把自然纪录片拍成了诗;戴维·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1926—)解说的 BBC 自然纪录片则把这个类型推向视觉奇观的巅峰。2012 年,中国的《舌尖上的中国》让纪录片成为全民话题——观众第一次为一档美食纪录片定好闹钟守在电视机前。Netflix 等流媒体平台的巨额投入,让纪录片从影院边缘走到了客厅中心:《帝企鹅日记》(2005 年)在全球收下一亿两千七百万美元票房,《徒手攀岩》(2018 年)则把无保护独攀酋长岩的过程拍成奥斯卡级别的惊悚片。2017 年,中国的《二十二》以一亿七千万人民币成为首部票房破亿的国产纪录片——二十二位"慰安妇"幸存老人的平静讲述,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量。

五、纪录片的力量

纪录片的力量在于它真的能改变世界。《海豚湾》(2009 年)揭露日本和歌山县太地町的海豚捕杀,拿下奥斯卡奖并引发全球抗议;《难以忽视的真相》(2006 年)让戈尔的气候幻灯片变成一场全球运动,助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寻找小糖人》(2012 年)则完成了一个更温柔的奇迹:它让在底特律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的歌手罗德里格斯得知,自己在南非竟是比猫王更红的传奇——影片拿下奥斯卡后,他重返舞台开起了巡演。

从弗拉哈迪的冰屋到 Netflix 的首页,纪录片始终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世界真实的样子是什么?它提醒我们,虚构可以逃离现实,而纪录片选择直面现实——并且相信,看见本身就是一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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