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与城市改造：理性的城市
回到罗马，反对洛可可
建筑上的代表是雅克-热尔曼·苏夫洛的巴黎先贤祠（Panthéon，1758-1790）：科林斯柱廊、罗马穹顶、希腊十字平面，原为教堂，革命后改为伟人祠，安葬伏尔泰、卢梭、雨果、居里夫人。先贤祠是"理性宗教"的建筑宣言——它纪念的不是圣徒，而是人类的理性英雄。
勒杜与"会说话的建筑"
勒杜的理想主义最终失败（盐厂因法国大革命停产），但"建筑表达功能"的理念影响深远，直到现代主义"形式追随功能"（路易斯·沙利文）。
奥斯曼的巴黎改造
19 世纪最伟大的城市改造是巴黎。拿破仑三世（1852-1870 在位）任命乔治-欧仁·奥斯曼（Baron Haussmann，1809-1891）为塞纳省长，用十七年改造巴黎：拆除中世纪的狭窄街区，开辟林荫大道（boulevard）、放射状广场（星形广场/凯旋门）、统一的六层米色石立面（奥斯曼式公寓）、地下下水道与自来水系统、布洛涅森林与文森森林。
奥斯曼的改造是"现代城市"的诞生：宽阔大道便于交通（也便于军队镇压街垒）、统一体立面创造"城市景观"、地下管网提升卫生、公共公园服务市民。但代价巨大：约 2 万人被拆迁、工人阶级被挤出市中心、租金飙升。波德莱尔的"漫游者"（flâneur）就是在这条新大道上诞生的——一边是现代化的壮丽，一边是传统生活的瓦解。
奥斯曼式公寓的底层是商店、上层住宅、顶层是仆人房（屋顶斜面的"女仆房"），中庭与楼梯井提供通风采光——这套格局定义了今天的巴黎面貌。1999 年，巴黎立法保护奥斯曼立面，任何临街改造都必须与之协调。
朗方与华盛顿
美国的新古典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规划的首都。1791 年，法国工程师皮埃尔·查尔斯·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为华盛顿设计了放射状大道 + 网格街道的城市方案：国会大厦为轴心、宾夕法尼亚大道连接白宫、宽阔的林荫道与开放的公共空间，象征"民主的透明"。
朗方的方案被采纳，但他本人因专横被解职。华盛顿的实施花了整个 19 世纪（杰斐逊图书馆、林肯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陆续建成），最终成为新古典主义城市设计的典范。20 世纪的麦克米伦委员会（1901）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广场的绿地与纪念性布局。
新古典主义的双重遗产
新古典主义是"理性"的建筑，但它服务的对象复杂：它既为民主国家设计（华盛顿、巴黎先贤祠），也为帝国与威权服务（拿破仑的巴黎、纳粹的阿尔伯特·施佩尔"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计划）。1930 年代，新古典主义的柱式与轴线被法西斯挪用为"永恒帝国"的符号，导致战后现代主义对古典语汇的全面放弃。
但新古典主义的城市遗产——林荫大道、公共广场、统一体、地下管网——构成了现代城市的骨架。今天的城市规划者仍在讨论奥斯曼式改造的功过：它创造了城市美学，也制造了绅士化（gentrification）问题。理性的城市，永远需要面对"为谁而理"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