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哲学
心灵是什么？它与身体是什么关系？这个被称为"心身问题"（mind-body problem）的谜题，是哲学中最古老也最顽固的问题之一。笛卡尔在十七世纪给出了它的现代形式，二十世纪的行为主义、心脑同一论与功能主义轮番试图用物理主义消解它，而查尔默斯的"意识难题"与塞尔的"中文屋"则提醒我们：主观体验与语义内容，至今仍未被物理图景完全消化。
一、笛卡尔：心身二元论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1637年出版《谈谈方法》（Discourse on Method），1641年出版《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为近代哲学奠基。在普遍怀疑中，他发现有一件事不可怀疑：“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即使怀疑一切，“正在怀疑的我"必然存在。
从这个阿基米德支点出发，笛卡尔把世界划分为两种实体：思维实体（res cogitans）——没有广延、不可分割、其本质是思想的心灵；广延实体（res extensa）——占据空间、服从机械规律的物体。这就是"实体二元论”（substance dualism）：心灵与身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种类的存在。与此相应，他把动物视为没有心灵的"自动机"（automata）——动物的痛苦只是机械的声响。
二元论立刻遭遇致命追问：如果心灵没有广延、不占空间，它如何与物质身体发生因果作用？1643年，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sabeth of Bohemia）在与笛卡尔的通信中尖锐地提出这个"互动问题"（interaction problem）——一个没有位置的东西，凭什么推动身体？笛卡尔回答说心灵通过大脑中的松果腺（pineal gland）与身体交互，但"在哪里互动"并未解释"如何互动"。1649年，笛卡尔应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之邀赴斯德哥尔摩授课，因清晨授课受寒，1650年因肺炎去世。他留下的难题统治了此后三百年的心灵哲学。
二、行为主义与心脑同一论
二十世纪中叶，分析哲学传统对二元论发起了第一波清洗。牛津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年）在1949年《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中，把笛卡尔式的内在心灵讥讽为"机器中的幽灵"（ghost in the machine）。他指出，传统心身观犯了"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就像参观完牛津的各个学院后问"牛津大学在哪里"，把"心灵"当成了与身体并列的另一种实体。实际上，谈论心灵就是谈论行为的倾向（dispositions）：说一个人"虚荣"，不是说他脑袋里有个虚荣实体，而是说他遇到赞美就会得意、遇挫就会恼怒。这就是逻辑行为主义——心灵概念可以无剩余地翻译为行为倾向概念。但它的困难很快暴露：疼痛的行为倾向分析似乎必须引用其他心理状态（疼痛导致躲避，仅当一个人"想"避免疼痛时），这使翻译陷入循环；更根本的是，一个演员可以完美地表演疼痛而不痛，一个瘫痪者可以疼痛而不表现任何行为倾向——行为与感受之间的逻辑缝隙始终存在。1959年，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发表对斯金纳《言语行为》的著名书评，从语言获得的"刺激贫乏"论证给了心理学意义上的行为主义致命一击，心智研究的"认知革命"随之开启。
几乎同时，澳大利亚哲学家提出了更直接的方案——心脑同一论（identity theory）。1956年普莱斯（U.T. Place）发表《意识是大脑过程吗？》，1959年斯马特（J.J.C. Smart）发表《感觉与大脑过程》，主张感觉、意识等心理状态在事实上就是大脑的神经状态，正如"闪电就是大气放电"、“水就是H₂O”——这是科学发现式的同一，而非概念分析。
同一论简洁优雅，却很快遭遇"多重可实现性"（multiple realizability）难题：疼痛可能由人的C纤维实现，但章鱼、外星生物乃至硅基机器的"疼痛"不可能与人共享同一种神经状态。心理状态与物理状态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类型同一"，这使同一论让位于一个更灵活的方案。
三、功能主义：心灵作为程序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由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其灵感直接来自图灵机。普特南观察到：同一台图灵机的"机器状态"可以在任何物理载体上实现——电子管、晶体管、齿轮乃至水桶与阀门。同理，心理状态也不由物理材料定义，而由"因果角色"（causal role）定义：疼痛就是"由组织损伤引起、导致呻吟与躲避行为、并引发烦躁情绪"的那个状态，无论它在人脑、章鱼脑还是硅片上实现。
功能主义一举解决了多重可实现性难题，并与方兴未艾的认知科学、人工智能深度结盟——“心灵之于大脑，犹如软件之于硬件"成为一代人的标准图景。但它也付出了代价：内德·布洛克（Ned Block）1978年在《功能主义的麻烦》中构造了"中国脑”（China brain）反例——设想全中国人用对讲机模拟一个大脑的每个神经元，整个系统实现了与人脑相同的功能组织，但很难说"中国"这个整体感到了疼痛。更令人尴尬的是，普特南本人后来反戈一击：1988年《表征与实在》（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中，他用自己早年发展的多重可实现性论证反过来攻击功能主义，成为哲学史上罕见的"提出并亲手埋葬一个学说"的案例。
四、内格尔与杰克逊：感受质的挑战
对一切物理主义方案最深层的质疑，来自"感受质"（qualia）——主观体验的第一人称性质，即"成为某种存在是什么感觉"。
1974年，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发表《成为蝙蝠是什么感觉？》（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蝙蝠靠回声定位感知世界，我们可以完整掌握蝙蝠声呐的物理学与神经科学，却仍然不知道"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内格尔的结论是：体验具有主观视角，而物理科学的描述本质上是客观的、无视角的——客观描述的完备化不会自动带来主观知识，物理主义因此遗漏了世界的一部分。
1982年，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提出"知识论证"（knowledge argument），即著名的"玛丽的房间"（Mary’s Room）思想实验：神经科学家玛丽生活在黑白房间里，通晓关于颜色视觉的一切物理知识——光谱、视网膜、神经编码，无所不知。某天她走出房间，第一次看到红色。问题：她学到了新东西吗？直觉的回答是"学到了"——她第一次知道了"看到红是什么感觉"。如果物理知识是完备的，她不该学到任何新东西；既然她学到了，物理主义就是不完备的。（耐人寻味的是，杰克逊本人后来放弃知识论证，转而接受物理主义——但论证本身的力量并未因此减损。）
同一时期，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在《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1980年成书，源自1972年普林斯顿系列讲演）中从模态逻辑的另一侧夹击同一论：专名是"严格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指称同一对象——“疼痛就是C纤维激发"若为真，必为必然真；但"有疼痛而无C纤维"的情景完全可以设想且无矛盾，这与"水是H₂O"的情形并不对称，因此心脑同一论无法像科学同一性那样成立。克里普克并未因此拥抱笛卡尔二元论，但他把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的区分重新带入讨论，为后来查尔默斯的"可设想性论证"铺平了道路。
五、查尔默斯：意识的困难问题
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1966— ）是澳大利亚哲学家。1995年他在论文《直面意识问题》中提出了当代心灵哲学最重要的概念区分，1996年《意识的心灵》（The Conscious Mind）将其系统化。
查尔默斯把意识问题分为两类。“容易的问题”（easy problems）——解释注意、报告能力、信息整合、睡眠与清醒的区别等，这些虽然技术上困难，但原则上可以用认知科学的标准方法解决，因为它们都关乎功能与机制。“困难的问题”（hard problem）则是：为什么这一切信息加工伴随着主观体验？为什么大脑处理红色波长时，会有"看到红的感觉"而不是一片黑暗地进行？为什么存在"作为这个系统是什么感觉”？解释了一切功能，似乎仍留下一个未解释的剩余物——体验本身。
查尔默斯用"哲学僵尸"（philosophical zombie）思想实验使这个剩余物显形：设想一个在物理上与你完全相同的孪生体——同样的原子、同样的行为、会说"我痛"——但内部一片黑暗，没有任何主观体验。僵尸在逻辑上是可设想的（conceivable），而查尔默斯论证：可设想性蕴含形而上学可能性；如果僵尸可能，那么意识就不能由物理事实逻辑地推出，物理主义为假。他的正面方案是"自然主义二元论"（naturalistic dualism）：意识是自然界的基本属性之一，像质量与电荷一样不可还原，需要在物理学之上添加新的"心理物理桥接律"。这一立场使他成为当代"泛心论"（panpsychism）复兴的重要推手。
六、塞尔：中文屋
约翰·塞尔（John Searle，1932— ）1980年在《行为与脑科学》期刊发表《心灵、大脑与程序》（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提出二十世纪被讨论最多的思想实验之一——“中文屋”（Chinese Room）。
设想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被关在房间里，屋内有大批中文符号和一本英文写的规则手册，告诉他"看到这种形状的符号，就把那种形状的符号递出去"。屋外的人从门缝递进中文问题，屋内的人按规则手册操作符号，递出完美的中文回答——屋外的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屋内的人懂中文。但屋内的人从头到尾一个中文字都不懂，他只是在做纯粹的句法操作。
塞尔的论证结构清晰：计算机程序的本质是纯句法的符号操作（正如屋内的人）；而心灵理解语言靠的是语义——意义与理解（正如屋内的人所缺少的）；因此，运行正确的程序永远不足以产生理解。这把矛头指向"强人工智能"（strong AI）——“恰当编程的计算机本身就具有心灵"的命题；至于"弱人工智能”——把计算机作为研究心灵的工具——塞尔并无异议。他的名言是：“句法本身既不构成语义，也不足以产生语义。”
面对数十种反驳，最著名的有：“系统答复”——理解属于"人+手册+房间"整个系统，塞尔反问：把规则全部背下来、在头脑中操作的人仍然不懂中文；“机器人答复”——把程序装进有传感器的机器人，塞尔回应：因果交互只增加句法输入的来源，不产生语义。塞尔的正面理论是"生物自然主义"（biological naturalism）：意识是大脑的真实生物现象，由神经过程因果地产生，但具有不可还原的第一人称本体论地位——正如水的流动性由分子产生却不能在单个分子上找到。
七、心灵哲学的开放战场
四个世纪过去，心身问题没有被解决，而是被不断改写。笛卡尔的难题是"两种实体如何互动"，功能主义时代的难题是"程序能否产生理解"，查尔默斯之后的难题是"物理过程为何伴随体验"。当代战场上，物理主义（金在权等）、性质二元论、泛心论、错觉主义（弗兰基什主张"困难问题"本身是认知错觉）诸说并立，认知神经科学的每一项进展都被双方各自解读为自己的证据。
这场持久的僵局本身传达了一个哲学教训：心灵是我们唯一无法从外部观察的对象——我们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裂缝，或许正是人类自我理解的永久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