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用主义
一、实用主义的诞生：形而上学俱乐部
实用主义是美国贡献给世界哲学的第一个原创流派——它诞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马萨诸塞州剑桥。1872年前后，一群年轻学者在坎布里奇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讨论小组，自称"形而上学俱乐部"（The Metaphysical Club）——成员包括数学家兼逻辑学家皮尔士、心理学家詹姆士、法学家霍姆斯等人。实用主义的基本观念，就在这些每周聚会的争论中酝酿成形。
时代背景：实用主义的兴起有深刻的美国背景——内战之后的美国进入工业化与西进的高速扩张期，讲求实效、轻视空谈成为时代精神；达尔文的进化论（1859年）深刻冲击了美国知识界，思想被理解为生物适应环境的工具；德国思辨哲学那种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在讲求实用的美国气质面前显得空洞。实用主义就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哲学表达。
名称的由来：“Pragmatism"一词来自希腊语 pragma（行动、事情）——皮尔士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借用了 pragmatisch 一词（康德用它区分"实用的"经验规则与"实践的"道德法则）。1906年前后，詹姆士等人的用法让这个术语流行开来，但也越来越偏离皮尔士的原意——皮尔士愤而在1905年把自己的学说改名为"Pragmaticism”（实效主义），理由是"这个词足够丑陋，没人愿意偷走它"。
二、皮尔士：实用主义准则
《信念的确定》：1877年皮尔士在《通俗科学月刊》上发表《信念的确定》（“The Fixation of Belief”）——他比较了四种确定信念的方法：固执法（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权威法（服从教会或国家规定的信念）、先验法（依"合乎理性"的标准选择信念）和科学法（假设存在独立于我们意见的实在，让探究共同体的长期共识来检验信念）。前三种方法或靠个人任性、或靠强制、或靠品味，只有科学法面向独立于心灵的实在——这是实用主义面向真理的基本姿态。
实用主义准则：1878年的《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提出了著名的实用主义准则——“想一想我们所设想的概念的对象可能具有什么可想象的实际效果，那么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一个概念的意义，就是它所预设的全部可设想的实践后果。如果两个概念在一切可能的实践效果上没有差别，它们就是同一个概念——形而上学的许多"深奥"争论，都死于这条准则。
探究理论：皮尔士把逻辑理解为"探究的理论"——探究的起点是怀疑（真实的、无法摆脱的怀疑，而非笛卡尔式的纸上怀疑），终点是信念的确立。信念不是心理状态，而是"行动的习性"（habit of action）——相信玻璃易碎，就意味着你会小心拿放它。真理则是探究在理想极限处会达成的共识——这个"理想共同体"的真理观，后来被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继承。
可错论与符号学：皮尔士是彻底的"可错论"（fallibilism）者——任何科学命题都可能在将来被推翻，确定性是探究的奢侈品而非必需品。他还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三元符号模型（符号、对象、解释项）比索绪尔的二元模型更强调符号的解释过程。他还区分了三种推理：演绎、归纳和溯因（abduction）——溯因是提出假说的推理，是一切科学发现的逻辑起点。
三、詹姆士：真理的效用与彻底经验主义
威廉·詹姆士（1842—1910年）是把实用主义推向世界的人——他出身纽约名门（弟弟是小说家亨利·詹姆士），在哈佛大学先后讲授心理学、哲学。他的《心理学原理》（1890年）奠定了美国实验心理学的基础，其中"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概念成为二十世纪文学和思想的关键词。
《实用主义》：1907年出版的《实用主义》是詹姆士影响最大的著作——他把实用主义定义为两件事：一种方法，和一种真理的发生学理论。作为方法，实用主义要求我们面对任何争论都问同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观点是真的而那个是假的，会给什么人带来什么实际差别？“没有实际差别的争论就是空话。作为真理理论，实用主义主张"真理发生在观念之上”——一个观念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被经验证实、能引导我们顺利地与新经验对接。“有用的才是真的，因为它有用；真的才是有用的，因为它真。”
对"有用即真理"的澄清：詹姆士这句话被无数批评者（最著名的是罗素）嘲讽为"把真理等同于权宜之计”——按罗素的讽刺，相信"圣诞老人存在"让人感到愉快，按詹姆士的标准就成了真理。詹姆士的回应是：实用主义不是给信念发放任意许可证——一个观念要成为真理，必须与全部既有经验和已证真理"可婚姻地"结合，必须经受探究共同体的持续检验。他承认自己的表述粗糙，但坚持核心直觉：真理不是观念与实在的静态"摹写"关系，而是观念在经验之流中发挥引导作用的动态过程。
彻底经验主义：詹姆士晚年的"彻底经验主义"（radical empiricism）比实用主义更根本——经验不仅包括分离的感觉材料，还包括关系、过渡、连续。“意识流"中的连接与断裂，与感觉内容同样是经验的一部分。传统的经验论（休谟）把经验切碎成孤立的原子印象，再用联想拼合世界——詹姆士认为这多此一举：关系本来就直接被经验到。这个思想影响了怀特海和后来的过程哲学。
《宗教经验种种》与《信仰的意志》：詹姆士拒绝把宗教经验还原为病理现象——《宗教经验种种》（1902年）用大量第一手的皈依、神秘体验案例，论证宗教经验的"效果"真实改变了人生。《信仰的意志》（1896年）则论证：当证据无法裁决、选择无法回避、利害关乎重大时，我们有权利（甚至有责任）让自己的激情参与信念的决定。宗教信念正是这种"真正的选择”——实用主义在这里为信仰保留了理性无法垄断的地盘。
四、杜威：工具主义与教育哲学
工具主义：杜威把自己的实用主义称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观念、概念、理论本质上都是工具，是我们在具体情境中解决问题的手段。工具的价值不在它是否"摹写"了实在，而在它是否有效。他的《逻辑：探究的理论》（1938年）把逻辑重新定义为探究的理论：探究从不确定的情境出发，通过假说、操作和检验，把混乱的情境转化为统一的、可解决的情境。真理（杜威更愿意说"有根据的可断言性"）就是探究成功后的状态。
经验与自然：《经验与自然》（1925年）是杜威的形而上学著作——他试图消解传统哲学在"经验"与"自然"之间人为划出的鸿沟。经验不是遮蔽自然的帷幕，而是自然本身的一部分：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经验就是自然内部的交互作用。“经验与自然的连续性"是杜威一切哲学的地基——心灵不是自然的旁观者，而是自然演化出来的参与者。
教育哲学：杜威是二十世纪教育思想的第一人。《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观——教育不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教育本身就是生活；不是灌输外在的知识，而是经验的持续改造与生长。“教育即生长、即生活、即经验的改组”。他反对把儿童当作等待填充的容器，主张"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189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创办的实验学校（“杜威学校”）把这些理念付诸实践，成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起点。
民主即生活方式：杜威的政治哲学与实用主义一脉相承——民主不只是投票制度，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通过自由的交流和共同的探究来解决共同的问题。民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合作的实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应当像科学假说一样接受检验和修正。《公众及其问题》（1927年）分析了大工业社会中"公众"如何被技术结构打散、又应如何重建公共领域。
对中国的影响：杜威1919—1921年访华两年多，巡回演讲二百余场，胡适全程翻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胡适对杜威实验方法的概括。陶行知、蔡元培、蒋梦麟等教育家都深受其影响。实用主义经此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流派之一。
五、实用主义的批评
实用主义在美国本土之外遭遇了猛烈批评——最系统的批评来自英国分析哲学家。
罗素的批评：罗素承认詹姆士文笔优美、人格可敬，但认为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如果一个信念的"真"取决于它的效果令人满意，那么"事实"就消失了：判断"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为真，我们关心的是1492年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相信它有什么效果。把真理兑换成效用，哲学就失去了判别真假的标准。
摩尔的批评：G.E. 摩尔从常识实在论出发，批评实用主义混淆了"真理的标准"与"真理的定义”——检验一个信念是否有用，可能是我们发现真理的途径之一，但"有用"不等于"为真"。
学院化的批评：二十世纪的美国哲学逐渐分析哲学化，实用主义被视为不够严格的"软哲学"——皮尔士的逻辑学成就被重新发现，但他的形而上学（连续性、进化宇宙论）被搁置；詹姆士被简化为"真理即有用"的标语；杜威的教育学比他的形而上学流传更广。到二十世纪中叶，实用主义在英语哲学的主流中几乎销声匿迹。
六、实用主义的复兴与当代意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实用主义迎来了复兴——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论、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都重新发现了皮尔士和詹姆士的问题意识。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理查德·罗蒂（1931—2007年）是复兴浪潮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他的《哲学与自然之镜》（1979年）把分析哲学本身送上了实用主义的审判台：整个"心灵作为自然之镜"的认识论传统都应该被放弃，哲学不再是各门文化的"最高裁判"，而是人类对话中的一种声音。罗蒂自称是杜威的传人——批评者则认为他把杜威的科学精神换成了文学批评的随意性。
当代回潮：今天，实用主义在人工智能伦理（价值对齐中的效果检验）、法学（霍姆斯—波斯纳的实用主义司法传统）、教育学（探究式学习）、科技政策（实验主义治理）中持续发酵。皮尔士的溯因推理被广泛用于诊断与机器学习的逻辑分析，杜威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在商议民主研究中被不断引用。
实用主义的持久贡献：实用主义留给哲学的最持久遗产，是一种提问方式——面对任何概念、理论或制度，先问"它要我们做什么、它产生什么差别"。它把哲学从"观看"的姿态拉回"参与"的姿态——人不是世界的旁观者，而是世界的行动者。知识不是镜子，而是工具。在一个理论爆炸而实践滞后的时代，这个提醒比任何时候都更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