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三百年 · 清朝灭亡篇

一、庚子国变：清朝最后的耻辱

1.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甲午战败之后一连串社会矛盾的总爆发。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清朝耗费巨资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赔偿军费白银二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后经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清政府又追加了三千万两"赎辽费"。这笔相当于清朝两三年财政总收入的赔款，最终全部摊派到民间，山东、直隶一带的赋税负担骤然加重。

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在华北乡村的活动与本地士绅、民众的冲突愈演愈烈。教会庇护教民，干预诉讼，圈占庙产土地，“民教相仇"的教案在直隶、山东连年不断。1898年，山东冠县拳民赵三多打出"扶清灭洋"旗号起事；1899年，朱红灯在平原县聚众攻打教堂，“义和拳"之名由此传遍华北。这个组织以设坛练拳、画符念咒为形式，宣称"刀枪不入”，参与者多是失地农民、水手、脚夫等底层民众。

清廷的态度经历了从镇压到利用的转变。1899年底，袁世凯（1859—1916）出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严加剿办，团民大量转入直隶。而在北京，慈禧太后（1835—1908）有自己的盘算：1898年她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后，列强干预废立之事；1899年她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外国公使拒绝入宫祝贺，这让她对列强怀恨在心。1900年春夏，载漪、刚毅等顽固派大臣力主招抚义和团以对抗洋人，慈禧最终采纳。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6月21日，清廷发布上谕向各国宣战——一个政府同时向世界上几乎所有强国宣战，这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罕见的荒唐事。

2. 八国联军侵华

1900年6月，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匈八国拼凑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入侵中国。先遣的西摩尔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乘火车进犯，在廊坊、杨村一带被清军和义和团阻击，被迫退回。但战局很快逆转：7月14日天津陷落，直隶提督聂士成（1836—1900）在八里台督战时中炮阵亡。8月14日，约两万人的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经太原辗转抵达西安，史称"庚子西狩"。

联军占领北京后分区而治，纵兵抢掠。紫禁城、颐和园、中南海的珍宝文物被成批劫走，户部库存银两被洗劫一空，《永乐大典》等典籍大量散失损毁。值得注意的一个插曲是"东南互保"：当朝廷的宣战诏书传到南方，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督抚认为"乱命不可奉"，于6月26日与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东南保护约款》，宣告长江流域及东南各省保持中立。朝廷的命令被半壁江山公然搁置——清朝中央的权威，在战败之前其实就已经裂开了。

3. 《辛丑条约》的签订

1901年9月7日，庆亲王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八国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十一国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条约的核心内容包括：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当时中国人口约四亿五千万，列强按"每人一两"计算，带有赤裸裸的羞辱意味；赔款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约九亿八千二百万两。此外还规定：划定东交民巷为使馆界，由各国驻兵防守，中国人不得居住；拆毁大沽炮台及北京至海口沿线的全部炮台；惩办"祸首"，端郡王载漪等流放新疆，山西巡抚毓贤等被处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辛丑条约》的经济后果是灾难性的。当时清朝全年财政收入不过八九千万两，每年仅赔款摊派就达两千余万两，这些负担最终全部转嫁到各省百姓头上，直接引发了此后十年间此起彼伏的抗捐抗税风潮。政治上，慈禧在西安发布的上谕中甚至写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的话，清廷在国人心中"洋人的朝廷"的形象就此定型。可以说，1901年之后，清朝在法理上还存在了十年，在人心上却已经亡了。

二、清末新政：最后的挣扎

1. 新政的推行

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流亡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并设立督办政务处统筹其事。平心而论，这轮改革的力度远超当年的洋务运动：官制上裁汰冗衙，新设外务部、商部（1903年）、巡警部、学部（1905年）；经济上颁布《商律》，奖励实业；军事上设练兵处编练新军；教育上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这些措施大多沿着戊戌变法被中断的方向推进——讽刺的是，慈禧杀掉了变法的人，却捡起了变法的事。

新政中最具历史分量的一笔是废除科举。1905年9月2日，清廷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之奏，宣布自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自隋朝创立以来延续约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此终结。此举斩断传统枷锁、为新式教育开路的历史意义毋庸讳言，但它也带来一个清廷始料未及的后果：天下数百万读书人一夜之间失去了赖以进身的阶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涌进新式学堂和军队，成了旧秩序最坚决的掘墓人。

军事改革的成果集中在袁世凯身上。1895年，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以约七千人为基干，全部采用西式编制、操典和装备，聘请德国教习。1903年中央设练兵处后，北洋新军扩编为六镇（师），总兵力约七万五千人，装备和训练居全国之冠。与此同时，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也颇具规模。清朝本想靠新军续命，结果新军里识字率高、接受新思想快，革命党人大量渗透其中——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的成员数以千计，后来打响第一枪的正是他们。

2. 立宪运动与"皇族内阁"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给立宪派提供了最好的论据：区区岛国日本战胜庞然大物俄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立宪战胜专制"。1905年，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出发时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1906年9月1日，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以九年为预备期。大纲名义上学日本明治宪法，实则把军权、用人权、议决权几乎全部留在皇帝手中，“大权统于朝廷"一条道破了天机。

1909年各省谘议局开议，1910年中央资政院开院，立宪派由此获得了合法的议政平台。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等人连续发起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1910年1月、6月、10月），要求速开国会、缩短预备期限。清廷被迫将九年缩为五年，但同时下令驱逐请愿代表。1908年11月，光绪皇帝（1871—1908）与慈禧太后在两日内相继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载沣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以"足疾"为由把袁世凯罢黜回河南"养疴”，清廷与最有实力汉人官僚之间的裂痕公开化。

压垮立宪派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11年5月8日成立的"皇族内阁"。总理大臣由庆亲王奕劻出任，十三名阁员中满族占了九人，民政、度支（财政）、海军等要害部门全部掌握在善耆、载泽、载洵等皇族亲贵手中。连一向温和的张謇都撰文痛斥此举违背立宪原则。立宪派至此彻底明白：朝廷要的不是立宪，而是借立宪之名收权。这批原本寄希望于体制改良的社会中坚，转身成了革命的同情者甚至同盟者。

3. 新政为何反而加速了灭亡

清末新政是一场典型的"失败的自救"。改革的每一项都在制造自己的反对者：废科举，断了旧士人的出路；练新军，武装了革命党；兴学堂、派留学，培养了大批接受共和思想的青年；设谘议局，给了立宪派组织起来与朝廷对抗的合法舞台；而办新政要花钱，加捐加税又激化了民变——1910年山东莱阳抗捐、湖南长沙抢米风潮，参加者动辄数万人。历史学家常用一句话概括这个悖论：清朝不是不改，而是改得太晚，晚到每一项改革都成了催命符。

三、辛亥革命：清朝的终结

1. 革命党的兴起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学医于香港。1894年甲午战败之年，他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905年8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举为总理，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成立后发动了近十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无不以失败告终，却持续消耗着清廷的统治意志。

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黄兴（1874—1916）亲率一百多名敢死队员进攻两广总督署，血战一昼夜后失败，事后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碧血黄花"的悲壮震动全国。孙中山后来评价：“是役也……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果然，不到半年，武昌的枪声就响了。

2. 武昌起义

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是保路运动。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主导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旋即于5月20日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六百万英镑借款合同，把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抵押给列强，而民间多年集资入股的股本却被强行剥夺。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群情激愤，尤以四川最烈：保路同志会会员发展到数十万人，8月成都全城罢市罢课。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领袖蒲殿俊、罗纶，并下令开枪镇压总督衙门前的请愿民众，死数十人，史称"成都血案”。清廷急调湖北新军一部随端方入川镇压，武昌防务由此空虚——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一次致命的调度。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内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率先发难，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次日拂晓控制武昌全城（详细经过见文末补遗）。起义军推举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1864—1928）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宣布脱离清朝。革命的火星随即燎原：10月22日湖南、陕西同日响应，此后江西、山西、云南、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等省相继独立。短短一个多月，全国十四个省脱离清朝统治，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长江以南尽失。

3. 清朝的覆灭

焦头烂额的清廷只能重新起用袁世凯。1911年10月14日任命他为湖广总督，11月1日又授内阁总理大臣，军政大权尽归其手。袁世凯一面令北洋军猛攻汉口、汉阳向革命军示威，一面按兵不动保留谈判余地，同时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与南方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议和。南北双方心照不宣的交易很快达成：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南方则推举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月26日，段祺瑞等四十余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要求"立定共和政体"——连朝廷自己的军队都公开反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六岁幼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自1644年入关算起）的清朝宣告终结，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也随之落幕。作为交换，民国政府给予清室《优待条件》：每年拨发岁用四百万两，皇帝尊号仍存，暂居紫禁城，宗庙陵寝永受保护。2月13日孙中山辞职，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一场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最终以一纸诏书和一次交易收场——这既是它的低成本，也是它日后付出高代价的根源。

四、清朝灭亡的历史原因

1. 政治原因

清朝的皇权体制到晚期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能力。慈禧自1861年辛酉政变上台，实际掌权四十七年，其间同治、光绪两帝形同傀儡；1898年戊戌变法仅推行一百零三天即被她一手扑灭，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体制内最激进也最真诚的一次自救就此断送。吏治腐败则从制度层面烂起：卖官鬻爵的"捐纳"在晚清公开化、常态化，花钱买官者上任后必然加倍搜刮回本，行政体系彻底沦为营利机器。

2. 经济原因

财政破产是清朝灭亡最硬的物质基础。算一笔总账：《马关条约》赔款二亿两加赎辽费三千万两，《辛丑条约》本息合计约九亿八千万两，仅这两笔就超过清朝十年的财政总收入。为凑赔款，清廷一面大借外债（以关税、盐税作抵押，财政主权随之旁落），一面把负担摊派到各省，各省再层层加码转嫁民间。田赋附加、厘金苛杂多如牛毛，底层民众的承受力在1910年前后到达极限，抗捐抗税的民变遍及全国——武昌起义之前，干柴早已铺满，只欠一粒火星。

3. 外部原因与思想条件

列强的侵略不断加深民族危机：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1898年俄国租旅大、英国租威海卫和新界、法国租广州湾，“瓜分豆剖"之祸迫在眉睫。与危机同步传播的是新思想：严复译述的《天演论》于1898年正式出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口头禅；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相继译入，“主权在民"对"君权神授"形成了釜底抽薪式的解构。外部危机提供了革命的紧迫感，新思想提供了革命的正当性，二者合力，把"反清"从会党的密谋变成了时代的主潮。

五、清朝灭亡的历史意义

1. 结束了帝制时代

辛亥革命最直接的历史功绩，是把延续两千一百余年（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算起）的皇帝制度送进了历史。皇帝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整套"受命于天"的政治合法性体系；这套体系崩塌之后，复辟就再也没有了市场——1915年袁世凯称帝仅八十三天即在全国唾骂中取消，1917年张勋复辟十二天即告失败，就是明证。“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从此成为新的政治底线。

2. 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新阶段

清朝的灭亡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越过了君主立宪的暧昧地带，直接迈入共和轨道。民国初年国会、政党、报纸、社团的活跃程度前所未有；民族工业在辛亥革命后迎来一波发展高潮；剪辫、放足、改称呼、废跪拜等社会变革重塑了日常生活。当然，革命的不彻底性同样明显：政权落入袁世凯之手，此后是十几年的军阀混战。但帝制已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此后的任何政治力量都只能在"共和"的旗帜下竞争——这条河床一旦凿成，就没有回头路了。

六、结语

清朝的灭亡，表面看亡于武昌一夜的枪声，实则亡于此前七十年的步步错失：鸦片战争后不知改，甲午战败后不敢真改，庚子国变后再改已无人相信。它的教训不是"不该改革”，而是改革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当统治者的让步永远比时代的要价慢半拍，改良的窗口就会关闭，革命的闸门就会打开。一个政权真正的死刑判决书，从来不是起义者的枪炮，而是它自己反复证明的"不可救药”。

七、补遗：辛亥革命与清帝退位的细节

1. 武昌起义的经过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九日，汉口俄租界的革命党机关发生炸弹意外爆炸，清军搜获了革命党人的名册。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按名册大肆搜捕，形势万分危急。十月十日晚七时，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率先鸣枪发难，打死前来弹压的排长，起义由此爆发。起义军迅速攻占楚望台军械库，获得大量武器弹药，随后向湖广总督署发起进攻。瑞澂凿穿总督署后墙，逃上停泊在长江上的楚望号军舰。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于十月十一日凌晨占领武昌全城。

起义军急需一位有声望的人物来主持大局，最终推举了被革命党人从床下拖出来的清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起初坚决拒绝，但在革命党人的"劝说"下勉强就任。随后，湖北军政府发布布告，宣布废除清朝年号，改用黄帝纪年。

2. 各省独立的连锁反应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开后，各省纷纷响应。湖南于十月二十二日率先响应，陕西同日起义。此后，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在两个月内相继宣布独立。到十一月底，全国已有十五个省脱离清朝统治。各省独立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是新军起义，有的是立宪派"和平光复”，有的是旧官僚见风转舵宣布独立。但无论如何，清朝的统治在南方已经土崩瓦解。

3. 袁世凯的逼宫策略

袁世凯重新出山后，采取了极其老练的政治策略。他一面命令北洋军攻克汉口、汉阳，向南方革命党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一面又故意不渡江攻取武昌，保留谈判的筹码。他对清朝朝廷说"军饷不足，难以速胜”，迫使朝廷不断交出权力。对南方革命党，他的使者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英租界举行了多次谈判。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利用革命党逼迫清帝退位，再利用北洋军的实力迫使革命党让自己当大总统。

宣统三年十二月初，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四十余人联名通电，要求"立定共和政体"。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连朝廷自己的军队都要求共和，清朝已经没有任何依靠了。

4. 清帝退位诏书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颁布《退位诏书》。诏书由张謇起草，经袁世凯审定。诏书写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诏书末尾特别写入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句话是袁世凯特意加上的，目的是为自己的权力来源提供合法性。从此，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正式终结，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也随之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