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诸侯争霸总论
一、春秋时代的定义与背景
春秋时代，得名于孔子所著鲁国编年史《春秋》，起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终于公元前476年（一说前403年三家分晋），历时约三百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旧的封建秩序正在瓦解，新的政治格局尚未成型，诸侯争霸、礼乐崩坏、制度嬗变交织进行，构成了从西周封建制向战国兼并制过渡的关键转型期。
平王东迁本身就是一次政治危机的产物。西周末年，周幽王废嫡立庶，申侯联合犬戎攻破镐京，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平王在晋、郑、秦等诸侯护送下东迁洛邑，周天子从此丧失了对关中故地的控制，王畿大幅缩水，经济和军事实力一落千丈。天子权威的衰落，为诸侯争霸打开了制度空间。
春秋初期，天下尚存一百四十余国，但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不过十余个。大国如齐（今山东）、晋（今山西）、楚（今湖北）、秦（今陕西）、宋（今河南）、郑（今河南）等各据一方，中等国家如鲁、卫、陈、蔡、曹、燕等夹缝求存，小国则朝不保夕。郑国率先挑战天子权威——郑庄公在繻葛之战（前707年）中射中周桓王肩，“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就此打破。此后齐、晋、楚、秦四大国先后崛起，小国沦为附庸，大国之间的霸权争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这一时期的社会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铁制农具开始出现并逐步推广，牛耕技术萌芽，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商业活动日趋活跃，金属货币广泛使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此相应，旧的世袭贵族阶层开始分化，“士"这一介于贵族与庶民之间的阶层逐渐崛起，成为此后数百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整个社会正从静态的封建等级制向动态的竞争体制转型。
二、春秋五霸详析
1. 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
崛起过程：齐桓公姜小白在鲍叔牙辅佐下，与公子纠争夺君位，先一步赶回齐国即位。他不计管仲射钩之仇，听从鲍叔牙举荐，拜管仲为相，开启了春秋第一霸的伟业。
称霸策略：管仲辅政四十年，推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改革，将国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六乡、士十五乡），郊外分为五属，层层设官管理。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相地而衰征”（按土地等级征税），鼓励渔盐贸易，齐国迅速富强。军事上寓兵于民，兵民合一，三军由国君直接掌控。外交上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联合诸侯抵御戎狄入侵，既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又以天子之名号令诸侯。
关键事件：北杏之会（前681年）首开春秋会盟之先河；鄄地会盟（前679年）正式确立霸主地位；召陵之盟（前656年）率八国联军伐楚，与楚国使者屈完舌战，最终以盟约结束，遏制了楚国北进势头；葵丘之会（前651年）为霸业巅峰，周天子派宰孔赐胙，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盟誓，定下"五禁"之约。
最终结局：管仲死后，齐桓公重用易牙、竖刁、开方三个佞臣。前643年，齐桓公病重，五子争位，易牙、竖刁封锁宫门，齐桓公活活饿死于宫中，尸体停放六十七日无人收敛，蛆虫爬出户外。一代霸主以如此悲惨的方式落幕，齐国霸业随之终结。
2. 晋文公（前636-前628年在位）
崛起过程：晋文公重耳是春秋时代最具传奇色彩的君主。因骊姬之乱，他被迫流亡十九年，辗转狄、卫、齐、曹、宋、郑、楚、秦八国，备尝艰辛。六十二岁时在秦穆公支持下回国即位。
称霸策略：晋文公即位后迅速推行改革——“通商宽农"发展经济，“明贤良"选拔人才，“赏功劳"激励将士，编制三军、设六卿管理朝政。他善于审时度势，在城濮之战前先退避三舍兑现当年对楚成王的承诺，既在道义上站稳脚跟，又以退为进诱敌深入。
关键战役——城濮之战（前632年）：这是春秋时期规模最大的争霸战。楚国率陈、蔡、郑、许联军北上，晋文公联合齐、秦、宋三国迎战。晋军先"退避三舍”（九十里）至城濮，楚军主帅子玉骄躁追击。决战中，晋军下军佐将胥臣以虎皮蒙马冲击楚军右翼（陈、蔡联军），一触即溃；上军佯退诱楚左军追击，中军拦腰截断，楚左军大败。子玉收中军残部撤退，后自杀谢罪。此战奠定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基础。
最终结局：晋文公在位仅九年即去世（前628年），但其建立的霸业体系延续了数代。他开创的六卿制度虽在日后架空了晋国公室，却在当时有效地集中了国家权力。
3. 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
崛起过程：楚庄王即位之初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享乐，并下令"有敢谏者死无赦”。大夫伍举以隐语进谏：“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答：“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此即"一鸣惊人"典故的由来。此后庄王亲政，诛杀奸佞，任用孙叔敖为令尹，大刀阔斧改革。
称霸策略：孙叔敖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灌溉万顷农田，楚国经济实力大增。军事上楚庄王积极向北扩张，灭庸国、伐陆浑之戎，兵锋直指中原。他深谙"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道，对内蛰伏蓄力，对外雷霆出击。
关键战役——邲之战（前597年）：楚军围郑，晋军救援不及，郑降楚。晋军渡河来战，楚庄王抓住晋军将领意见不一、指挥混乱的弱点，在邲（今河南荥阳北）大败晋军。晋军溃退时争相渡河，“舟中之指可掬”——船上被砍断的手指多到可以用手捧。此战标志着楚国正式取代晋国成为中原霸主。
问鼎中原：楚庄王曾率军至洛水，向周天子使者王孙满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是天子权力的象征，问鼎即暗示取代之意。王孙满以"在德不在鼎"应对，庄王退兵，但此举已充分暴露了楚国的野心和周天子权威的衰落。
最终结局：楚庄王于前591年去世，在位二十三年，楚国霸业达到顶峰。
4. 秦穆公（前659-前621年在位）
崛起过程：秦穆公任用百里奚、蹇叔等贤臣，积极向东拓展。他先与晋国联姻（“秦晋之好"由此而来），后扶持晋惠公、晋文公回国即位，试图通过控制晋国打通东进之路。
称霸策略：秦穆公的争霸之路主要在西方。向东受阻于晋国后，他转而向西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征服了西方数十个戎狄部落，周天子派召公赐金鼓，封为西方诸侯之伯。
崤之战（前627年）：秦穆公趁晋文公新丧，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军偷袭郑国。行至滑国，被郑国商人弦高假扮使者犒军所骗，秦军以为郑国有备，灭滑而还。晋军在崤山峡谷设伏，全歼秦军，三位主帅被俘。秦穆公此后三次东征均败于晋国，终于放弃东进，全力经营西方。
最终结局：秦穆公去世时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包括三位良臣子车氏三子），国人哀之，《诗经·秦风·黄鸟》即咏此事。秦国虽霸西戎，但东进之梦直到三百余年后商鞅变法才得以实现。
5. 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
崛起过程：齐桓公死后，宋襄公试图接替霸主地位。他曾在齐国内乱时护送齐孝公回国即位，自认为有功于齐，可以号令诸侯。
泓之战（前638年）：宋襄公率军与楚军战于泓水。宋军已列阵完毕，楚军正在渡河。司马子鱼建议趁楚军半渡而击之，宋襄公拒绝：“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攻击受伤之人，不俘虏头发花白之人）。“楚军渡河后尚未列阵，子鱼再次建议出击，又被拒绝。等楚军列阵完毕发起攻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伤重而死。
历史评价：宋襄公被后世嘲笑为"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语），但他所坚持的恰恰是西周以来贵族战争的礼仪规范——不击半渡、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泓之战的悲剧在于，当所有人都不再遵守规则时，最后一个守规则的人就成了牺牲品。宋襄公不是一个合格的霸主，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标志。
三、其他重要战役
1. 鄢陵之战（前575年）
晋楚争霸的第三次大战。楚共王联合郑国伐晋盟国郑国，晋厉公率军迎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晋军在清晨薄雾中列阵逼近楚营，楚共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动向，发现晋军"塞井夷灶”（填平水井、铲平灶台），判断晋军决意死战。战斗中晋将吕锜射中楚共王眼睛，楚军士气大挫，但楚将养由基（百步穿杨的神射手）连射连中，稳住了阵脚。最终楚军在夜色中撤退，晋国重夺中原霸权。此战是车战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
值得注意的是，鄢陵之战的导火泽是郑国的背晋附楚。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晋楚争夺的焦点，其国策几乎完全取决于晋楚力量的消长。郑国大夫子驷曾无奈地说：“牺牲玉帛，待于二竟”——意思是无论哪国来打，郑国都只能准备好贡品迎接。小国在大国夹缝中的悲哀，由此可见一斑。
2. 柏举之战（前506年）
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辅佐下，率三万吴军深入楚境，五战五胜，攻破楚国都城郢都。楚昭王出逃。伍子胥掘开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这是春秋时期最具戏剧性的战争——偏居东南的小国吴，竟能一举攻灭百年霸主楚国。此战暴露了楚国虽大但内部腐朽的问题，同时也展示了孙武兵法的实战威力。后秦国出兵救楚，吴军腹背受敌，加之越国偷袭吴都，吴军被迫撤退，楚国才得以复国。
柏举之战在军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孙武在此战中实践了其兵法思想：集中兵力、长途奔袭、以寡击众。吴军仅三万人，却在五次战斗中击败二十万楚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此战也证明了步兵在南方复杂地形中的巨大优势，加速了车战向步战转变的进程。
3. 笠泽之战（前478年）
吴越争霸的决定性战役。越王勾践率军在笠泽（今江苏吴江）与吴军隔江对峙。勾践采用声东击西之计：以左右两军在上下游擂鼓佯渡，吸引吴军分兵抵御；中军精锐趁夜色从正面潜渡，突袭吴军大营。吴军猝不及防，三路溃败。此战后吴国元气大伤，前473年越军攻入吴都，夫差自杀，吴国灭亡。笠泽之战是越国卧薪尝胆二十年的总清算，也是春秋争霸的收官之战。
四、礼乐崩坏的具体表现
1. 诸侯僭越天子之礼
天子之礼本为周天子专享，但春秋时期诸侯公然僭用。鲁国季氏"八佾舞于庭”——八佾为天子专用的六十四人舞列，季氏身为卿大夫却擅自使用，孔子怒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楚国率先称王，吴、越随后效仿，完全无视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诸侯在祭祀、丧葬、朝聘等各方面普遍使用超越自身等级的礼制，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礼制界限日益模糊。
2. 卿大夫架空诸侯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进而演变为"自大夫出”，权力层层下移：
- 鲁国三桓：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裔——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长期把持鲁国朝政，国君沦为傀儡。季氏最为跋扈，不仅掌控军政大权，甚至在祭祀泰山时使用天子之礼。鲁昭公试图夺回权力，反被三桓联手驱逐，流亡齐国至死。
- 晋国六卿：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家轮流执政，晋国公室名存实亡。六卿之间经过激烈兼并，最终韩、赵、魏三家消灭智氏，于前403年正式瓜分晋国，历史由此进入战国时代。
- 齐国田氏：陈国公子田完（陈完）逃至齐国，其后裔田氏家族经过数代经营，以大斗借出、小斗收回的方式收买民心，逐渐架空姜齐国君。前386年，田和正式取代齐国国君，史称"田氏代齐”。
3. 陪臣执国命
权力继续下沉，卿大夫的家臣也开始掌握实权。鲁国季氏家臣阳虎（阳货）一度控制季氏，进而把持鲁国朝政，孔子曾受其胁迫。这种"陪臣执国命"的局面表明，西周以来层层分封的政治体制已彻底失控。
五、重要政治人物
1. 管仲——齐国霸业的总设计师
管仲的改革是春秋时期最全面、最成功的政治实践：
- 行政改革：“叁其国而伍其鄙”，国都分二十一乡，郊外分五属，层层设官，形成严密的行政管理体系。
- 经济改革：盐铁官营，“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瘠征税，设"轻重九府"调控物价，鼓励渔盐贸易。齐国临海之利被充分发挥。
- 军事改革：寓兵于民，兵民合一。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战时即为军队编制，实现了"作内政而寄军令”。
- 外交方针：“尊王攘夷”——以天子之名行霸主之实，既维护了表面的礼制秩序，又确立了齐国的领导地位。
管仲被后世尊为法家先驱和千古名相之首。孔子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没有管仲，我们恐怕都要沦为蛮夷了。）
2. 子产——郑国的外交大师
子产（公孙侨）执政郑国期间（前543-前522年），在晋楚两大国的夹缝中艰难求存。他的主要贡献包括：
- 外交智慧：在晋楚之间灵活周旋，既不完全倒向任何一方，又能在关键时刻获得大国庇护。子产多次出使晋国，以辞令折服晋国执政者。
- 铸刑书（前536年）：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打破了贵族对法律的垄断解释权。此举遭到晋国叔向的激烈反对，但子产坚持推行。
- 不毁乡校：郑国人常在乡校聚会议论朝政得失，有人建议毁掉乡校以止谤议。子产拒绝：“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这种开放的政治态度在当时极为超前。
3. 伍子胥——复仇与灭楚
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冤杀，他只身逃亡吴国，发誓复仇。他辅佐吴王阖闾，推荐孙武为将，训练吴军，终于在柏举之战中攻破郢都，掘墓鞭尸。此后他又辅佐吴王夫差击败越国，但夫差不听他彻底灭越的建议，反而听信伯嚭谗言，赐伍子胥属镂之剑令其自尽。伍子胥死前留下遗言：“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夫差大怒，将其尸体装入皮囊投入钱塘江。后世传说伍子胥化为钱塘江潮神。
4. 范蠡——功成身退的智者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二十余年，最终灭吴雪耻。灭吴之后，范蠡清醒地认识到"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毅然辞官，泛舟五湖。他辗转来到陶地（今山东定陶），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三聚三散，终成巨富，被后世尊为商圣。而同为越国功臣的文种，因不听范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劝告，终被勾践赐死。
六、重大制度变化
1. 井田制的瓦解
西周以来的井田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制度基础——土地归天子所有，层层分封，农民在公田上集体劳作。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大量荒地被开垦为私田，不纳入国家税收体系。各诸侯国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考虑，逐渐承认土地私有。井田制的瓦解意味着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整个封建体制正在失去经济根基。
2. 初税亩（前594年）
鲁国率先实行"初税亩”——不再区分公田私田，按亩征税。这是中国农业税制度的一次根本性变革，标志着国家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虽然鲁国此举最初只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但其制度意义深远：它从经济基础上瓦解了分封制的合理性——既然土地可以私有，那么以土地分封为纽带的等级秩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3. 成文法的公布
- 郑国铸刑书（前536年）：子产将刑法条文铸在鼎上，公之于众，开创了中国成文法的先河。
- 晋国铸刑鼎（前513年）：赵鞅、荀寅将范宣子所作刑书铸于铁鼎。
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传统——在此之前，法律由贵族秘密掌握，百姓不知法条，贵族可以随意解释。公布法律意味着普通百姓可以依据条文维护自身权益，这是对贵族司法垄断权的重大打击。孔子曾批评晋国铸刑鼎：“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在孔子看来，法律的公开化破坏了贵族阶层的道德教化功能。
七、外交与军事
1. 会盟制度
会盟是春秋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机制。霸主通过召集诸侯会盟，确立霸权秩序。会盟的程序包括：筑坛、杀牲、歃血（以血涂口表示信守盟约）、载书（宣读盟约文书）、埋牲（将牺牲埋入地下）。齐桓公一生主持了十五次会盟，晋文公通过践土之盟确立霸权。会盟既是和平手段，也是武力威慑的延伸——不出席会盟往往意味着被讨伐。
2. 弭兵之盟
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发起"弭兵之盟”，召集晋、楚、齐、秦及中原诸国在宋国会盟，约定停止战争。这次会盟的背景是：晋楚争霸近百年，双方都已精疲力竭；各国内部卿大夫争权激烈，无暇外战。弭兵之盟后，中原地区保持了约四十年的相对和平，大国争霸的焦点从中原转向东南的吴越地区。这是春秋时期一次重要的和平尝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但确实缓解了长期的军事冲突。
3. 车战向步战的转变
西周至春秋前期，车战是主要作战方式。一乘战车配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戈、中驾车）、步卒七十二人，编组成基本作战单元。车战讲究阵列整齐、礼仪规范，适用于中原平坦地形。
春秋后期，战争形态发生根本变化。南方的楚、吴、越地处水网丘陵，战车难以施展，步兵和水军成为主力。吴国在孙武训练下发展出精锐步兵，柏举之战中吴军长途奔袭数百里，这在车战时代是不可能的。晋国在与北方山地戎狄的战争中也开始大量使用步兵（前541年，晋国荀吴在大卤之战中弃车用步，大败狄人）。战车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步兵成为战场主角，这一转变为此后的战国大规模步战奠定了基础。
八、思想文化：百家争鸣的前奏
1. 孔子的时代
孔子（前551-前479年）生于鲁国，恰好处于春秋末期礼乐崩坏最剧烈的时代。他亲眼目睹了"八佾舞于庭"的僭越、三桓专权的乱象、陪臣执国命的荒诞，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的理想秩序。他周游列国十四年，试图说服各国诸侯推行仁政礼治，但始终未被重用。晚年回到鲁国，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开创私人讲学之风，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
孔子的思想核心——“仁”（爱人）、“礼”（秩序）、“中庸”（平衡）——本质上是对春秋时代礼乐崩坏的回应。他试图以道德自律来弥补制度失灵的缺口，为即将来临的乱世提供一套价值准则。虽然他在世时未能实现政治理想，但他开创的儒学在后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
2. 老子的时代
老子（约前571-前471年）的生活年代与孔子大致同时或略早。作为周王室的守藏史（图书馆馆长），他目睹了周天子权威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全过程，对权力和制度的虚妄有着深刻的认识。“道可道，非常道”——他的哲学既是对礼乐文明过度形式化的批判，也是对自然秩序的深刻体悟。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反对人为的制度干预。这一思想在春秋末年有着深刻的现实针对性：当诸侯争霸导致生灵涂炭、制度崩坏导致社会失序时，老子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回归自然、减少人为干预。道家思想后来发展为战国时期的庄子哲学，并与法家思想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
3. 百家争鸣的前奏
春秋末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随着贵族衰落和士阶层的兴起，私学开始出现，知识从贵族垄断走向民间传播。孔子的私学、邓析在郑国的法律教育、老子的道学传承，都预示着一个思想大解放时代即将到来。到了战国初期，儒、墨、道、法、名、兵、阴阳、纵横、农、杂等各家学说纷纷涌现，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灿烂的百家争鸣局面。春秋末期是这一思想大爆发的序曲和酝酿期。
此外，春秋时期在文学和史学上也成就斐然。《诗经》中大量篇章产生于春秋时期，“国风"部分真实记录了各国民间的生活情感；《左传》以精湛的叙事艺术记录了春秋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大事，被刘知幾誉为"叙事之最”；《国语》则以记言为主，保存了大量春秋时期的政治对话。这些文献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吴国的季札出使鲁国时观周乐，对《诗经》各篇逐一品评，展现了春秋贵族高度的文化修养。
九、春秋到战国的历史转折
1. 三家分晋（前403年）
韩、赵、魏三家在消灭智氏后，于前403年获得周威烈王的正式册封，成为诸侯。司马光将这一事件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因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周天子不仅没有讨伐三家分晋的僭越行为，反而给予正式承认，这等于宣告了周礼秩序的彻底破产。
2. 田氏代齐（前386年）
田和正式取代姜姓齐国国君，获得周安王承认。齐国从姜太公建国至此已近七百年，田氏代齐意味着春秋时代最后的政治遗产——大国世袭制度——也开始动摇。
3. 从争霸到兼并
春秋与战国的根本区别在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目标是当霸主、会盟诸侯，对手国仍然存在；战国时期的目标是灭国兼并，直接消灭对手。这一转变的背后是：铁器和牛耕的普及使生产力大幅提高，各国人口和粮食产量激增，大规模战争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世卿世禄制瓦解后，各国开始推行军功授爵制，将帅和士兵都有了灭国的动力；法家改革使国家机器更加高效，中央集权制度逐步确立。
4. 制度转型的完成
春秋时代完成了一系列关键的制度转型：井田制瓦解为土地私有制，世卿制转变为选贤任能制，礼治过渡到法治，车战演变为步骑混合战，封建分权走向中央集权。这些变化在春秋时期萌芽，在战国时期全面展开，在秦统一后最终定型。春秋三百年的乱世，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制度大转型——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从礼治走向法治。这一转型塑造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结语
春秋时代是一个旧秩序瓦解、新秩序萌生的剧烈转型期。周天子的权威从衰落到名存实亡，诸侯从争霸到兼并，卿大夫从辅政到篡权，礼制从维持秩序到沦为形式，战争从礼仪化的车战到残酷的灭国之战——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旧的封建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必须以更高效的制度取而代之。
在这个过程中，管仲、子产、孔子、老子、伍子胥、范蠡等人物以各自的智慧和命运，演绎了那个时代最精彩的篇章。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塑造了春秋的历史走向，更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华文明。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
这段话精确地概括了春秋时代权力层层下移、秩序层层崩塌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