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三百年 · 士大夫篇

一、士大夫阶层的形成

1. 科举扩招：从三十人到数百人

唐朝科举每科录取进士不过二三十人，整个唐代近三百年，登科者总共不过六千余人。到了宋朝，局面完全不同——每科录取人数动辄三四百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一次性录取进士及诸科五百人，创下历史纪录。整个北宋一百六十七年，仅进士就录取了一万九千余人，加上诸科、特奏名，总数超过四万人。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科举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窄门，而成为一条宽阔的社会上升通道。大量出身寒门的读书人通过考试进入官场，彻底改变了官僚队伍的构成。唐代官员仍以门阀士族为主体，到了北宋中期，科举出身的官员已占绝大多数。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由此成型。

2. 殿试制度与"天子门生"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考生徐士廉击鼓鸣冤，控告主考官李昉徇私舞弊。赵匡胤亲自在讲武殿复试考生，此后殿试成为定制。所有通过省试的考生，都要由皇帝亲自面试、亲自定等。

殿试制度的深层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所有进士都是"天子门生"，而不是某位考官的门生。这从根本上削弱了座主与门生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强化了士大夫对皇帝的效忠。同时，殿试也为皇帝提供了一条绕过官僚体系直接选拔人才的途径。

3. 恩荫制度的另一面

科举之外，恩荫制度同样塑造了士大夫阶层。宋代高官子弟可以通过恩荫入仕，无需考试。恩荫的规模远超唐代——宰相可荫补子侄数人，枢密使、参知政事等也有相应名额。这使得官僚世家得以延续，范仲淹、韩琦、文彦博等名臣之家世代为官，形成了一种"半世袭"的士大夫精英圈层。

恩荫入仕者与科举入仕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科举出身者往往以"正途"自居，鄙视恩荫出身的"荫补官"。这种身份差异，日后在政治斗争中时常被翻出来作文章。

二、士大夫的政治地位

1. “与士大夫治天下”

宋神宗曾与文彦博有一段经典对话。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句话直白得近乎刺耳，却精确概括了宋朝的治国逻辑——皇帝通过士大夫阶层统治国家，而非直接面对百姓。

这不只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宋朝的宰执（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等）全部由士大夫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长官也全部是文官。武将被有意压制，“以文驭武"成为基本国策。士大夫不仅掌控行政权力，还通过台谏制度掌握了舆论和监督权力。

2. 不杀士大夫的祖训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了一块石碑（“太祖誓碑”），藏于太庙密室之中，每位新天子即位时方能入内跪读。碑文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这块石碑是否真实存在，史学界仍有争论。但可以确认的是，两宋三百一十九年，确实几乎没有因言获罪而被处死的大臣。苏轼的乌台诗案闹得天翻地覆，最终也不过贬官了事；王安石、司马光政治对立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双方都不曾被处死。

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汉有党锢之祸，明有廷杖和文字狱，清有大规模禁书杀头。唯独宋朝，士大夫享有几乎绝对的言论安全。这种安全反过来鼓励了士大夫畅所欲言，敢说敢骂——当然，也助长了无休止的争论和党争。

3. 台谏制度：士大夫的言事权

宋代的台谏系统是中国历史上最发达的监察制度。御史台负责弹劾百官，谏院负责规谏皇帝。两者合并后，台谏官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弹劾宰相，可以批评皇帝的决策，可以对任何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且不受报复。

台谏官的选任也有讲究。北宋中期以后，台谏官多由年轻、资历浅但文名盛的官员出任。他们没有太多利益牵绊，敢于发声。仁宗朝的包拯、欧阳修，神宗朝的吕公著、范纯仁，都曾在台谏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台谏制度也有它的阴面。当台谏沦为党争工具时，它就从"监督权力的权力"变成了"互相攻击的武器”。北宋后期，新旧两党都竭力控制台谏系统，将其变为打击政敌的利器。

三、代表性士大夫

1. 范仲淹（989-1052）：“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朱氏。他少年时在寺庙中苦读，“断齑划粥"的典故就出自他这段日子——每天煮一锅粥，凉了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配几根咸菜就是一顿饭。

范仲淹一生三次被贬。第一次是上书反对仁宗率百官为太后祝寿，被贬到河中府；第二次是上《百官图》揭露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被贬饶州；第三次是庆历新政失败后被罢相出朝。每一次被贬，都有人替他说话，他自己却从不后悔。梅尧臣写诗安慰他，他回了四个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主持了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改革的核心内容包括：严格考核官吏、限制恩荫、改革科举、加强武备。这些措施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遭到强烈反对。新政推行不到一年，范仲淹便被排挤出朝，改革措施大部分被废除。

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但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成了此后近千年中国士人的精神标杆。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他定义了士大夫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张载（1020-1077）是范仲淹影响下的另一位思想家。据说范仲淹曾劝年轻的张载去读《中庸》，张载由此走上了儒学道路，最终写出了那四句震撼人心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后来被称为"横渠四句”，成为宋朝士大夫精神的最高概括。

2. 欧阳修（1007-1072）：文坛领袖与改革者

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坚定支持者。当范仲淹被贬时，欧阳修时任谏官，上书为范仲淹辩护，痛斥那些落井下石的谏官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他自己也被贬到滁州。

被贬滁州期间，欧阳修写下了《醉翁亭记》。文章表面写饮酒作乐，实则暗含不平之气。“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山水"二字里，有多少壮志未酬的惆怅，后人自可体会。

欧阳修更重要的身份是文坛领袖。他主持了北宋的古文运动，提倡平实畅达的文风，反对当时流行的"太学体”（堆砌典故、晦涩难懂的文体）。他主持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举考试，一举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直接塑造了此后半个世纪的文学格局。“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其中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五位都与他有直接的师承或提携关系。

3. 苏轼（1037-1101）：一生贬谪，一生旷达

苏轼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主考官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后感叹：“此人将来必定独步天下。“此后数年，苏轼的确青云直上，一度做到翰林学士、知制诰。

转折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搜集苏轼诗文中的"讥讽"语句，指控他诽谤新法、讽刺皇帝——这就是"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被关押了一百三十天，一度以为必死无疑。他在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之句，读来凄恻。

宋神宗最终没有杀他，将他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一个没有实权、近乎流放的小官。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多。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写下了《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等千古名篇。“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在最低谷中写出的最旷达的词。

此后苏轼的命运随着政局变化而反复沉浮。哲宗亲政后起用新党，苏轼再次被贬，先到惠州（广东），再到儋州（海南岛）——这在当时几乎等同于死刑。他在儋州度过了三年，办学堂、教当地人读书写字，把这个蛮荒之地变成了"书声琅琅"之乡。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获赦北归，病逝于常州，终年六十四岁。他的一生，是士大夫在党争旋涡中被反复碾压的一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的一生。

4. 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与政治对立

司马光以"砸缸"的故事闻名于世，但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有两件：编纂《资治通鉴》，以及与王安石的政治对抗。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涵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万字。司马光前后花了十九年时间，在洛阳的独乐园中完成了这部巨著。他自述编书的过程：“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长年累月地伏案工作，视力严重衰退。

在政治上，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坚定的反对者。他认为新法扰民、伤财、破坏祖制，宁可辞官也不愿与变法派合作。他在洛阳闲居十五年，编书的同时等待时机。神宗去世后，高太后起用司马光为宰相，他上台后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但司马光矫枉过正，连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措施也一并废除，遭到了苏轼等人的批评。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对立，本质上是两种治国理念的碰撞：王安石主张大刀阔斧地改革，司马光主张循序渐进地改良。两人都出于公心，都不贪财不好色，但水火不容。这种"好人打好人"的悲剧，贯穿了整个北宋后期。

5. 文天祥（1236-1283）：南宋士大夫的气节

文天祥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二十一岁状元及第。当时蒙古铁骑已经饮马长江，国势岌岌可危。

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渡江南下，南宋朝廷一片慌乱。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了一万多义军勤王。朋友劝他不要去送死，他说：“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此后数年，文天祥转战江西、广东，兵败被俘。元朝丞相博罗亲自审问他，劝他投降。文天祥只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

被押解经过零丁洋时，文天祥写下了那首千古传诵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以宰相之位。文天祥答道：“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至元十九年（1283年）十二月，文天祥在大都（今北京）柴市口从容就义，年仅四十七岁。

他在狱中写下的《正气歌》列举了历代忠臣义士的事迹，最后说：“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是南宋士大夫最后的精神光芒。

与文天祥同时代的陆秀夫（1236-1279），在崖山之战中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殉国。十多万军民闻讯后跟着跳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幕。张世杰突围后遇到风暴，船覆人亡。南宋最后的三位忠臣，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走向了同一个结局。

四、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1. 理学的兴起

宋代理学是儒学在经历佛教、道教冲击后的全面复兴和重构。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奠定了理学的基础框架。他们提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法则，“性即理”——人的本性就是天理的体现。程颐尤其强调"格物致知”，认为通过对事物的穷究可以认识天理。

到了南宋，朱熹（1130-1200）将理学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他的核心主张是"存天理，灭人欲”——人的各种欲望是遮蔽天理的障碍，修身养性的目标就是去除人欲的遮蔽，让天理自然呈现。朱熹还花了几十年时间注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后来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影响了此后六百年的读书人。

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则提出了不同观点，主张"心即理”，不需要向外格物，只需"发明本心”。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召集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寺（今江西铅山）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朱熹主张"道学问”，强调通过读书穷理来认识天理；陆九渊主张"尊德性”，认为心本身就是理，不假外求。辩论持续了三天，双方各执一词，未能达成共识。这场"鹅湖之辩"开启了理学内部"道学"与"心学"的分野，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思想史——明代王阳明的心学，直接继承的正是陆九渊的路线。

2. 书院教育

理学的传播离不开书院。宋代书院数量从北宋初年的几十所发展到南宋末年的数百所，成为科举官学之外最重要的教育机构。

最著名的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都在宋代达到鼎盛。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后，亲订《白鹿洞书院揭示》，规定了书院的教育方针和学生守则，成为此后几百年书院教育的范本。

书院的教学方式与官学截然不同。官学以应试为主，书院则强调义理探讨和道德修养。师生之间自由讲学、互相辩难，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书院也是士大夫群体社交和形成共识的重要场所——同一座书院出来的学生，往往在政治上也会形成同一阵营。

书院的兴起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南宋时期，朝廷对学术的控制相对宽松，加上印刷术的普及使得书籍大量流通，知识的传播成本大幅下降。这使得更多的读书人有机会接触到理学思想，也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凝聚提供了物质基础。可以说，书院既是理学的传播载体，也是士大夫群体自我认同的象征空间。

五、士大夫的日常生活

1. 俸禄水平

宋代官员的俸禄在中国历史上属于高薪。宰相月俸三百贯，加上各种补贴（职钱、禄粟、衣料、茶酒厨料、薪炭等），实际收入极为可观。即使是低品级的知县，月俸也在十五贯到二十贯之间——当时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不过三五贯。

除了正俸，宋代还有大量的"添支"和"公用钱”。官员出差有差旅费，办公有办公费，甚至养马、照明、取暖都有专门的补贴。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感叹：“宋制禄之厚也。”

但高薪也有代价。宋代冗官问题严重，官员数量膨胀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范仲淹庆历新政要裁减的"冗官”，王安石变法要解决的"积贫"，根源都在于此。

祠禄制度也是士大夫生活保障的一部分。朝廷安排退休或被贬的官员去管理某座道观或寺庙，领一份"祠禄"——实质是一种变相的半薪退休金。苏轼被贬黄州时，挂的就是"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虚衔，靠微薄的祠禄度日。这种制度既给了失意官员一条活路，也体现了宋朝"不赶尽杀绝"的政治文化。

不过高薪并不等于廉洁。贪腐虽然不如明代猖獗，但也绝非罕见。蔡京、秦桧、贾似道等权臣的贪腐程度触目惊心。高薪制度保障的是大多数普通官员的基本体面，对于那些手握大权的人来说，再多的俸禄也填不满欲望。

2. 住宅与园林

士大夫的居住条件远超普通百姓。北宋开封的高级住宅区集中在御街两侧和城东，占地动辄数亩。司马光在洛阳的独乐园虽以"独乐"为名、自诩简朴，但占地二十亩，有读书堂、钓鱼庵、采药圃、浇花亭等多处景观。

南宋时期，临安（今杭州）的士大夫更加讲究园林之趣。周密《武林旧事》记载了大量精致的私家园林，假山流水、亭台楼阁一应俱全。士大夫们在退朝之后，回到自己的园林中品茶读书、会友论道，过着一种半隐半仕的生活。

3. 诗词唱和与收藏鉴赏

诗词唱和是士大夫社交生活的核心内容。欧阳修在滁州时，与友人梅尧臣、苏舜钦频繁寄诗往来。苏轼在黄州期间，与当地友人诗酒唱和，留下了大量名篇。司马光在洛阳编书之余，也常与富弼、文彦博等人聚会赋诗，史称"洛阳耆英会"。

收藏鉴赏也是士大夫的雅好。欧阳修收集金石碑帖，编成《集古录》，是中国第一部金石学著作。米芾痴迷于书画和奇石，拜石为兄，人称"米颠"。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共同研究金石书画，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述了两人节衣缩食购买碑帖的往事，读来令人动容。士大夫之间的收藏品鉴不仅是一种文化活动，也是身份认同和社交网络的重要纽带。

4. 茶事与宴饮

饮茶是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点茶法讲究"汤色纯白"，士大夫斗茶蔚然成风。蔡襄著《茶录》，宋徽宗亲撰《大观茶论》，连皇帝都亲自下场品评茶叶。苏轼被贬黄州后，虽然生活清苦，但仍然坚持品茶，写下了"从来佳茗似佳人"的名句。

宴饮聚会也是士大夫联络感情的重要方式。北宋洛阳的"耆英会"是退休高官们的聚会，参与者包括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平均年龄超过七十五岁。他们效仿白居易的"九老会"，定期聚会饮酒赋诗。这些看似闲适的聚会背后，也有着政治信息交流和立场协调的功能。

六、士大夫群体的内耗

1. 新旧党争的恶性循环

北宋中后期最大的政治灾难，是围绕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新旧党争。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新法。反对者众多——司马光、韩琦、富弼、苏轼等人都对新法提出过批评。但宋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反对者纷纷被贬出朝。变法派控制了朝政，也控制了台谏系统。

神宗去世后，高太后临朝，起用司马光为相，旧党全面反攻，新法被尽废。哲宗亲政后，新党再次上台，对旧党展开残酷报复——司马光虽已去世，仍被追夺封号；苏轼被贬到海南；文彦博、吕公著等旧党重臣均被追贬。

这场拉锯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每一轮反攻都比上一轮更激烈、更没有底线。

哲宗朝末年，新党对旧党的报复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元祐年间执政的大臣被编入"元祐党人碑"，刻石立于全国各州县，碑上之人及其子孙永不得入仕。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被刻入碑中。这块碑直到靖康之变前才被毁掉——讽刺的是，毁掉它的理由不是"平反"，而是金兵快打过来了，朝廷需要团结人心。

到了徽宗朝，蔡京以"新党"自居，实际上既无改革之心，也无治国之能，只是借"新党"之名排斥异己、把持朝政。王安石变法的理想，最终变成了权臣专权的遮羞布。

2. 洛蜀朔党争

旧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元祐年间（1086-1094），旧党分为三派：洛阳派（以程颐为首，代表道学家）、四川派（以苏轼为首，代表文学家）、朔派（以刘挚为首，代表实务派）。

三派的分歧不在于政策——他们都反对新法——而在于理念和性格。程颐严肃古板，强调道学正统；苏轼率性洒脱，看不过程颐的迂腐。苏轼曾嘲讽程颐是"鏖糟陂里叔孙通"（乡下礼教先生），程颐则认为苏轼轻浮无行。朔派则在两者之间摇摆，时而联合洛派打击蜀派，时而联合蜀派打击洛派。

三派相争的结果是：旧党虽然执政，却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政策方向。他们在互相拆台中消耗了宝贵的政治资源，也给新党的反攻留下了可乘之机。

七、士大夫视角的悲剧根源

两宋士大夫群体的悲剧，根源在于三个层面的错位。

第一，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冲突。 士大夫信奉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但现实政治要求的是妥协、交换和权变。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是理想主义者试图用理想改造现实的尝试，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理想越纯粹，失败越惨烈。

第二，道德话语绑架政治判断。 士大夫习惯于用道德标准评判政治对手。新法好不好，本该用效果来检验；但在士大夫的辩论中，支持新法就是"小人"，反对新法就是"君子"——政策讨论变成了道德审判。一旦上升到"君子小人之辨"，就再没有理性讨论的空间了。

第三，士大夫的党争消耗了国家最需要的合力。 北宋面临辽、西夏的军事压力，南宋面临金、蒙古的生死威胁，但士大夫集团始终无法搁置分歧、一致对外。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围困开封，朝廷仍在争论是战是和；崖山之前，南宋朝廷仍在内斗。每一次生死关头，士大夫的党争都让国家付出了惨痛代价。

宋朝给了士大夫前所未有的地位和自由，士大夫也确实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唐宋八大家中宋占其六，理学影响后世六百年，这些成就至今仍是中华文明的骄傲。

但他们最终辜负了这份信任——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不够有才，恰恰是因为他们太聪明、太有才、太自信，以至于无法容忍与自己不同的声音。三百年的士大夫政治，最终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仅靠道德理想和文章才华，救不了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