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历史 · 农民起义篇

一、农民起义的背景

1. 社会矛盾的激化

明末农民负担的顶点，是"三饷"加派。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辽东战事起，朝廷开征辽饷，每亩加派三厘五毫，此后连年加派，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累计每亩加银九厘，岁入约五百二十万两；崇祯三年（1630年）每亩再加三厘，辽饷年额增至约九百万两。崇祯十年（1637年）为围剿农民军增派"剿饷"二百八十万两，十二年（1639年）为练兵增派"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三饷合计，每年额外加征接近两千万两，相当于万历朝前期国家货币岁入的数倍。

加派落在谁头上，是个要命的问题。皇亲、勋戚、官绅享有优免特权，土地兼并越厉害，免税的田越多，纳税的自耕农越少，每亩摊到的加派就越重。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原请赐田四万顷，经群臣力争核减为二万顷，河南腴田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底层农民的处境，用崇祯初年官员奏疏里的话说，是"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

2. 农民的困境

压垮骆驼的还有天灾。17世纪中叶正值"小冰期"的寒冷低谷，华北连年大旱：从崇祯元年（1628年）起，陕西、山西几乎无岁不旱；崇祯十三年（1640年）前后的"崇祯大旱"席卷华北、华东二十余省，被认为是近五百年最严重的一次持续性旱灾。旱灾之后是蝗灾，蝗灾之后是瘟疫——崇祯十四年（1641年）起华北鼠疫大流行，“疙瘩瘟"所过之处阖门死绝。

雪上加霜的还有财政瘦身。崇祯二年（1629年），给事中刘懋奏请裁撤驿站冗费，每年可省银数十万两，朝廷准行，全国驿卒大批失业。驿卒本是民间通消息、有阅历、会骑射的壮健之徒，失业后无以为生，很多人直接投身起义队伍——米脂银川驿的驿卒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

3. 起义的导火索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催科甚急，饥民王二聚众数百，闯县杀知县，据山自保——这通常被视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声。崇祯元年（1628年），府谷王嘉胤、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部并起，溃兵、驿卒、饥民、矿徒纷纷入伙，起义由澄城一县蔓延陕西全境，再渡黄河入山西。一场烧了十七年的大火，就此点燃。

二、陕西农民起义

1. 起义的爆发

起义之所以从陕西燃起，是因为陕西集齐了所有引火之物。三边（延绥、宁夏、甘肃）是边防重地，驻军欠饷动辄经年，兵变不断，溃兵是天然的军事骨干；陕北黄土高原在旱灾中最先颗粒无收，粮价腾贵，“斗米千钱，人相食”；当地百姓又兼有徭役、辽饷、宗藩禄米（秦藩、肃藩、庆藩均在西北）数重负担，最先被推向绝境。

早期义军多为"结队掠食"的求生型武装，旋起旋灭。但官军越剿、饥民越多，队伍反而越滚越大——剿匪的军费本身又来自加派，加派再制造新的饥民，这个闭环一旦形成，便再也停不下来。

2. 早期的起义军

早期各部名目繁杂，史载"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实际时分时合、来去无定。崇祯初年影响较大的有：府谷王嘉胤，一度称王置官署，崇祯四年（1631年）被部下所杀；王自用，绰号紫金梁，曾联合山西三十六营，崇祯六年（1633年）战死。真正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是几位后起者：安塞人高迎祥称"闯王"，米脂人李自成投奔麾下为"闯将"；延安柳树涧人张献忠号"八大王"；罗汝才绰号"曹操"，以多谋善变著称。这些人将在随后十年里搅动整个中原。

3. 官军的镇压

明廷的对策在"抚"与"剿"之间摇摆。崇祯二年起杨鹤任三边总督主抚：开仓赈济，给降人"免死票"回乡。但赈银有限、饥荒无边，受抚者回乡仍无食，旋抚旋叛，杨鹤于崇祯四年（1631年）下狱戍边。继任的洪承畴改为主剿，以三边劲旅穷追猛打，义军被迫东渡黄河，流入山西、畿南、河南。

崇祯七年（1634年），李自成等部误入汉中兴安的车箱峡，被五省总督陈奇瑜围困月余，栈道断绝，靠诈降脱险，出峡即复叛。朝廷的分歧——主抚主剿摇摆不定、各镇客兵与土兵配合混乱——一次次给了义军死里逃生的缝隙。

三、李自成起义

1. 李自成的崛起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李继迁寨人，幼年家贫，曾为地主牧羊，后为银川驿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裁驿失业，又因欠举人艾氏之债被枷号，遂杀债主投军，再因军饷哗变走上起义道路，先投不沾泥（张存孟），后归闯王高迎祥，号"闯将"。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义军十三家会于河南荥阳，史称"荥阳大会"（此事主要见于《绥寇纪略》，细节或有夸饰）。会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东进，正月十五日一举攻克明中都凤阳，焚毁皇陵享殿，刨毁皇陵松柏。崇祯帝闻讯素服避殿、遣官告祭太庙——皇陵被焚，政治震动远超军事损失。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高迎祥在陕西周至黑水峪遭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击被俘，解送北京凌迟处死，李自成被余部推为新的"闯王"。

2. 李自成的发展

新闯王的开局几乎走到绝路。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在潼关南原中了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仅率刘宗敏等十八骑突围，遁入商洛山中；同年张献忠在谷城受抚，起义陷入最低谷。转机出现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自巴西鱼腹山突围进入连年大旱的河南，饥民从者如流水，数月之间聚众数十万。

队伍膨胀之后，举人李岩、牛金星、术士宋献策先后来投。李岩劝李自成"行仁义，收人心"，编出歌谣四处传唱：“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针对三饷加派这个最深的痛点，这句口号的效果立竿见影——李自成的对手们后来不得不承认，中原百姓"视贼如父母，视官兵如仇雠”。

3. 李自成的鼎盛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破洛阳，擒杀福王朱常洵，发王府积粟赈济饥民，声势大振。此后两年间三打开封，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黄河大堤决口，开封全城被淹，数十万军民死难（决口出于何方，明方与义军各执一词，至今存争议）。同年朱仙镇之战，明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联军大败，左良玉部望风先溃。

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设官分职，政权初具规模；九月汝州决战歼灭督师孙传庭主力，十月破潼关，孙传庭战死，陕西门户洞开。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二月挥师东征，破太原，克宁武（总兵周遇吉巷战殉国），大同、宣府、居庸关守将望风迎降；三月十七日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拂晓内城陷落，崇祯帝朱由检登煤山自缢，年三十三岁，在位十七年。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至此灭亡。

四、张献忠起义

1. 张献忠的崛起

张献忠（1606-1647），陕西延安卫柳树涧堡（今定边县境）人，粗通文墨，早年当过延安府捕快，又到延绥镇当过边兵，因犯法当斩，被主将陈洪范奇其相貌救下，挨了一百军棍除名。崇祯三年（1630年），他在米脂聚众响应王嘉胤，自号"八大王”，所部是早期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

2. 张献忠的发展

张献忠的作战风格是飘忽迅疾的流动作战，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南直隶，几起几落。崇祯十一年（1638年），他在南阳受挫后退入湖北谷城，接受总理熊文灿招抚，屯驻谷城——名为受抚，实则人不散队、械不去身，暗中休整了一年多。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罗汝才等九营同时响应，七月房县罗猴山一战又大败追剿的左良玉。崇祯帝震怒，逮杀熊文灿，命杨嗣昌督师围剿。

杨嗣昌把张献忠逼入四川，张献忠却"以走致敌"千里回师，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奇袭湖广重镇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坐镇沙市的杨嗣昌连失洛阳、襄阳两藩，自知罪责难逃，三月忧惧不食而死。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攻克武昌，沉楚王朱华奎于江，据楚王府称"大西王"，设六部五军都督府，开科取士。

3. 张献忠的统治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放弃武昌，率数十万大军溯江西进，六月破重庆，八月破成都，蜀王朱至澍投井。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大封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

大西政权在四川的统治迅速走向血腥。对明朝宗室、官绅、土司的清洗，对地方反抗武装的镇压，加上军粮匮乏引发的掠夺，使四川陷入空前浩劫。清人笔记《蜀碧》等有"屠蜀"记载，具体数字历代聚讼、多有夸大，但四川人口在明清之际断崖式锐减是不争的事实——明万历年间四川在册人口约三百万，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省在册人丁仅九万余，册籍口径与逃亡隐匿的因素虽大，锐减的趋势无可争议。1647年1月（顺治三年十一月），弃成都北走的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遭清肃亲王豪格部前锋突袭，中箭坠马而死，年四十一岁。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入贵州、云南，后来成为南明永历政权最后的军事支柱。

五、其他起义军

1. 罗汝才起义

罗汝才，陕西延安人，绰号"曹操"，是早期义军领袖中最善于合纵连横的一个，与张献忠时分时合、互相呼应。崇祯十二年（1639年）随张献忠谷城再举，十四年（1641年）与张献忠决裂，北上归附李自成，被任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罗汝才在义军旧部中声望素著，又与官绅暗通声气，渐为李自成所忌。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李自成设局袭杀罗汝才，同时被杀的还有革里眼贺一龙。义军自此渐归李氏一家——统一号令的同时，也种下了内部离心的种子。

2. 革左五营

“革左五营"指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乱世王蔺养成、改世王许可变、争世王刘希尧等五营首领，其部长期活动于皖西、鄂东的英山、霍山山区，依险结寨，官兵屡剿不克。崇祯十五年（1642年）与李自成联合攻破襄阳，此后并入李自成军，成为大顺军席卷西北的重要助力。贺一龙被杀后余部虽受猜忌，贺锦等仍为大顺效力，李自成死后，这支力量又辗转汇入南明抗清阵营。

3. 左良玉军

左良玉（1599-1645）不是起义领袖，而是明朝的平贼将军，但讨论明末中原大乱时绕不开他——他的部队是"兵匪一家"的典型。左良玉山东临清人，起于辽东行伍，崇祯后期拥兵二十余万（号称八十万），驻武昌，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军事集团。其军缺乏粮饷则纵兵劫掠，所过剽掠甚于流寇，朝廷既不敢裁、又剿不动。崇祯十五年（1642年）朱仙镇之战他临阵先逃，导致明军大溃。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他以"清君侧"讨马士英为名举兵东下，行至九江病死，其子左梦庚率全军降清——明朝在长江中游的屏障，不战而化为清朝南下的先锋。

六、起义军的政策

1. 均田免赋

“均田免赋”（又传"均田免粮”）是大顺方面最广为人知的纲领，配套的还有"平买平卖"“三年免征"等承诺。就现有史料看，大顺政权并未制定过系统的土地再分配方案，“均田"更多停留在宣传层面；真正落实的是"免赋”——军队与政权的开销，靠没收明朝宗室、勋戚、太监和官绅的财产来维持，即进入北京后大规模推行的"追赃助饷”。这一政策在起义期是争取民心的利器，建政后却暴露出致命短板：一旦追赃所得耗尽，又承诺不征赋，财政便无以为继。

2. 军纪严明

李自成部的军纪在流动作战时期相当严明，史称"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行军有"马腾入田苗者斩"之令，攻克城镇后多以王府官库钱粮赈济饥民。但进北京之后，约束迅速松弛：刘宗敏等将领霸占勋戚府邸，设夹棍拷问明朝官员追赃，从贪官污吏扩大到一般缙绅富户。军纪崩塌的速度，比政权垮台的速度更快。

3. 政权建设

大顺政权在西安已粗具规模：中央设天佑殿大学士，改六部为六政府，地方设节度使、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并开科取士。入京后全盘接收明朝官僚机器，留用大批中下级降官。但政权建设最大的缺环是人才与经验：牛金星长于投机而短于治国，宋献策以谶纬进身，李岩虽有远见，却在退出北京不久即被牛金星谗杀。一个靠流动作战壮大的军事集团，要在几十天里变成统治两京十三省的政府，本身就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七、起义军的失败

1. 李自成的失败

从三月十九日入北京到四月三十日弃城西撤，李自成在紫禁城只停留了四十二天。致命一击来自山海关：大顺军对关外的清军几乎没有情报与预案，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的山海关之战中，吴三桂引多尔衮清军参战，大顺军一败而溃。撤回北京后匆匆称帝、焚宫西走，年底又在潼关败于多铎，被迫放弃西安，经蓝田、襄阳、武昌一路南撤。1645年5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一带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身亡（遇害细节诸书记载不一，甚至有出家之说，成为历史疑案），年三十九岁。

2. 张献忠的失败

张献忠的失败路径不同而逻辑相似：靠恐怖维系的占领无法转化为稳固的统治。四川士绅与明朝残余势力四面起兵，大西军困守成都平原，粮源日蹙。1646年清军入川，他放弃成都不久即中箭身亡。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四位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余部进入云贵后调整政策、联明抗清，李定国后来两蹶名王，成为南明最出色的统帅，这与张献忠后期的失策恰成对照。

3. 失败的原因

义军失败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三条。其一是流动作战的路径依赖：以掠养战十八年，没有经营过巩固的根据地，进北京时实际控制区不过西北与中原一部。其二是战略误判：对山海关外虎视眈眈二十多年的新兴政权毫无准备，把吴三桂降而复叛、清军随时可能入关的可能性完全排除在预案之外。其三是政权转化的失败：追赃助饷得罪了全部有产阶层，文官系统未及整合，军纪在胜利中迅速败坏——当吴三桂引清军杀来时，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为大顺而战。

八、起义的影响

1. 对明朝的影响

农民起义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李自成亲手攻下了北京。更深一层看，是三饷加派—农民破产—起义扩大—再加派军饷的死亡螺旋，让明朝的财政与社会结构在军事失败之前就已崩塌。崇祯帝自缢前在衣襟上写"朕凉德藐躬……然皆诸臣误朕"，至死仍将亡国之责归于文官；而真正把王朝推向绝境的，恰是朝廷自己不断加码的竭泽而渔。

2. 对清朝的影响

义军与明朝两败俱伤，给了清朝千载难逢的窗口。李自成消灭明朝主力，又替清朝扫除了华北的抵抗组织，多尔衮入关后几乎以"为尔等复君父仇"的旗号接管了整个北方。清初标榜"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其底气正来自"明亡于流寇而非亡于清"这一叙事。

3.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明末农民战争是一场罕见的总清算：它摧毁了一个延续近三百年的王朝，也摧毁了华北、四川的社会经济——从万历六年（1578年）到清初，全国人口与耕地的统计数字断崖式下跌，四川的残破直到"湖广填四川"的百年移民才逐步恢复。“均田免赋"的口号、流动作战的得失，也为后世研究农民战争提供了最典型的样本。

九、起义篇总结

1. 起义的过程

这场起义起于1627年澄城王二的一把火，以陕北为起点，流经山西、河南、湖广、四川，1644年在李自成入京、张献忠入川时达到顶点；1645年李自成死、1647年张献忠死后，大顺军（高一功、李过等）与大西军（孙可望、李定国等）余部先后联明抗清，武装斗争一直持续到1664年夔东十三家覆灭，前后近四十年。

2. 起义的原因

天灾（小冰期的旱、蝗、疫）、财政（三饷加派）、制度（裁驿、优免特权、土地兼并）、人祸（党争掣肘、剿抚失宜）四重因素叠加。最根本的一条，是明朝财政体制的失能：一边不敢触动特权阶层的优免，一边把全部战争成本转嫁给最无力承担的自耕农，起义的规模便与加派的力度同步放大。

3. 起义的教训

明末农民战争留下的教训历久弥新：公共财政若只向最弱者开刀，等于系统性地制造自己的掘墓人；军事镇压若不同步解决灾荒与赈济，只会剿不胜剿；而一个政权从夺天下到坐天下的转型，比拼的不是武力而是建制能力——李自成在北京的四十二天，是最昂贵的一次反面演示。

明末农民起义是理解明清鼎革的一把钥匙。没有它，明朝未必亡于1644年；有了它，清朝才能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入主中原。兴亡之间最值得记住的仍是那句老掉牙的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只是崇祯朝的君臣明白得太晚，代价又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