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历史 · 朝堂党争篇

一、党争的背景

1. 明朝的政治体制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罪诛左丞相胡惟庸，随即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一废，皇帝成为唯一的行政中枢，而个人精力终究有限，内阁便在永乐年间应运而生。内阁大学士品级不过正五品，名义上是顾问，却因替皇帝"票拟"（代拟批答意见）而渐掌实权，仁宣以后"三杨"辅政，内阁已成事实上的中枢机构。

问题在于，票拟只是建议，“批红"的朱笔握在皇帝手里。明中期以后皇帝倦勤，批红往往由司礼监太监代行，宦官由此获得制度化的干政通道。再配以锦衣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东厂（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等侦缉机构，皇权衍生出"内廷"与"外廷"两套互相制衡又互相撕咬的系统。明末党争之所以格外惨烈，正因为双方都试图借用这套皇权衍生机器来消灭对手。

2. 党争的根源

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0）十岁即位，前十年朝政由首辅张居正主持。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清算，万历亲政不久便因立储问题与文官集团决裂：他宠爱郑贵妃，想立其所生皇三子朱常洵，群臣则坚持"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要求立长子朱常洛。这场"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前后一直争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前后十五年，数十名大臣被贬斥杖责。

国本之争让万历彻底厌倦朝政。此后二十余年他不再上朝，奏疏"留中不发"，六部与都察院缺额过半也不补授，史称"职业尽弛，上下解体"。中枢停摆，是非无人裁决，朝廷派系便只能靠自己决胜负——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昆党以地域结党，六年一次的京察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谁掌权，谁就把对方打成"奸党"。

3. 党争的特点

明末党争从万历中叶延续到明朝灭亡，前后约半个世纪。它以言官为前锋——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监察御史品级不过七品，却有风闻言事之权，一道弹章足以掀起政治风暴；以书院讲学为舆论阵地，东林书院的清议可以左右朝野声誉；又以宫廷大案为战场，晚明"三案"（1615年梃击案、1620年红丸案、1620年移宫案）每隔几年就被翻出来重审一次，每一次翻案都伴随一轮政治清洗。这套打法延续到南明，直到永历朝的吴楚党争才算曲终人散。

二、东林党的兴起

1. 东林党的形成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罢官归乡十年的顾宪成（1550-1612，万历八年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与弟弟顾允成、同乡高攀龙（1562-1626）等人，在无锡修复了北宋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定期会讲。书院门前那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是这一群体的自我写照。

讲学者身在江湖，议论的却是朝政：品评人物、指斥时弊，朝中声气相投的官员遥相呼应，退职在乡的士大夫以被东林引为同道为荣。时人称这种庙堂与江湖的呼应为"东林党"——它并无党章名册，本质上是一个以清议为纽带的士大夫政治联盟。

2. 东林党的主张

东林诸人的核心诉求是"正人君子上位"：开放言路、整顿吏治、罢撤万历年间横征暴敛的矿监税使、在辽东采取积极防御。他们攻击最多的对象是执政的浙党（阁臣沈一贯、方从哲一系），指责其阿附郑贵妃一系外戚、把持京察、排挤正人。京察中起用谁、罢黜谁，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应当承认，东林的主张有相当真诚的道德底色；但"君子小人之辨"一旦成为唯一的政治标准，凡不合其口径者皆被打为"小人"，反对派也就抱团投向了东林的反面。东林一边在道德上节节胜利，一边在政治上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敌对阵营。

3. 东林党的影响

天启初年东林一度"众正盈朝"，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等分据内阁与吏部要津。然而东林的高调清议树敌太多，被逐出权力中心的地缘诸党与失势官僚纷纷改换门庭，投向了正在崛起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清议再强，也敌不过批红权与东厂的缇骑——东林很快就要为这种力量对比付出血的代价。

三、阉党的崛起

1. 魏忠贤的崛起

魏忠贤（1568-1627）原名李进忠，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本是市井无赖，因赌债自宫，万历年间入宫。他目不识丁，却极善揣摩与结党，先是巴结上皇长孙朱由校的乳母客氏，与之结为"对食"，由此接近未来的天启皇帝。

天启帝朱由校（1605-1627）即位后沉溺木工，史称其斧凿髹漆之技"虽巧匠不能过"。魏忠贤专挑皇帝引绳削墨时奏事，皇帝随口一句"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批红大权便落入其手。天启三年（1623年）他兼提督东厂，宫外有厂卫侦缉，宫内有客氏撑腰，人称"九千岁"。各地官员竞相为他建立生祠，祠成之日巡抚率文武官员行五拜三叩之礼，开古今未有之局。

2. 阉党的形成

阉党是围绕魏忠贤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文官中有"五虎"——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为首者崔呈秀本是东林眼中的贪官，天启四年（1624年）被弹劾革职，干脆投奔魏忠贤为义子，一年之内复官，官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武官中有"五彪"——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分掌锦衣卫与镇抚司诏狱，专司拷掠。其下还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投附者以能被魏氏收为义子义孙为进身之阶。

天启五年（1625年）起，阉党编《东林点将录》，把东林人士按《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名号编成名册，“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一一在列，供魏忠贤按图索骥；天启六年（1626年）又修《三朝要典》，给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全面翻案，定为打击异己的法理依据。

3. 阉党的统治

阉党统治的基本手段是诏狱。锦衣卫镇抚司不经刑部、大理寺即可逮人拷讯，许显纯主持北镇抚司期间，酷刑名目繁多，“全刑”（械、镣、棍、拶、夹杠并用）之下几无生还。缇骑四出，京师士大夫闻马嘶声而色变。外廷六部九卿大半换为阉党私人，边防、漕运、税课的肥缺尽入其手，连辽东前线的军费分配与将领任免也被卷入党派逻辑。

四、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

1. 斗争的过程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直指其"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请求将魏忠贤缚至九庙之前明正典刑。魏大中、黄尊素、袁化中等相继上疏声援，前后凡七十余疏。天启帝在客氏与魏忠贤的包围下不予置理，内阁首辅叶向高调停无效，被迫致仕。

同年十月，阉党借会推阁臣之事逐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数十人同日罢官。东林至此被逐出朝廷，接下来就是肉体消灭。

2. 重要事件

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借汪文言狱罗织罪名，逮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入北镇抚司，诬以收受熊廷弼贿赂。六人五日一比，受尽酷刑，先后惨死狱中，史称"前六君子”。史载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左光斗"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阉党再起大狱，逮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周宗建、高攀龙七人。高攀龙闻缇骑将至，在家中从容投水而死，遗疏"大臣受辱则辱国"；其余六人皆毙于诏狱，史称"后七君子"。缇骑至苏州逮周顺昌时，苏州市民数万人群起殴辱缇骑，事后颜佩韦等五人就义，复社领袖张溥后来写下《五人墓碑记》记其事。

3. 斗争的结果

到天启七年（1627年）天启帝驾崩时，东林一脉的朝官几乎被清洗殆尽：死者弃市，存者削籍。阉党公布《东林党人榜》，榜上有名者三百零九人，生者削夺，死者追夺。这场斗争以东林的惨败告终，但它把"正邪之分"深深刻进士林的集体记忆——崇祯朝乃至南明弘光朝的党争，都是这场大狱的余波。

五、崇祯时期的党争

1. 崇祯皇帝的即位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天启帝暴崩无子，其弟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即位仅三个月，崇祯将魏忠贤贬往凤阳守皇陵；魏忠贤行至直隶阜城，闻朝廷下旨逮治，自缢而死，后被诏令磔尸。客氏被笞死于浣衣局，崔呈秀自缢后遭戮尸。

崇祯元年（1628年）起为东林死难者平反赠谥；二年（1629年）三月"钦定逆案"，附逆官员二百六十余人按罪行轻重分等治罪，首逆以下处斩、充军、徒刑、革职各有等差，逆案既定，阉党势力扫荡一空，《三朝要典》同时被焚毁。几个月时间，天启朝的政治版图被整个翻了过来。

2. 新的党争

崇祯除掉了阉党，却除不掉党争的惯性。崇祯元年（1628年）会推阁臣，礼部侍郎钱谦益名列其中，温体仁（1573-1638，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浙江乌程人）翻出天启元年钱谦益主考浙江时的科场旧案，攻其"关节受贿"。钱谦益罢职削籍，东林一系受挫，温体仁由此得宠，崇祯三年（1630年）入阁，六年（1633年）排挤周延儒去位，自任首辅。他秉政至崇祯十年（1637年），“专务刻核，庇护同类，排斥异己”。

与朝局呼应的是民间社团的兴起。张溥（1602-1641）、张采联络江南文社成立复社，崇祯二年（1629年）开尹山大会，其后金陵、虎丘两次大会赴者数千人，号称"小东林"。复社中人陆续进士及第入朝，又被政敌攻为"遥执朝政"。温体仁去位后，周延儒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再相，与门生吴昌时表里为奸，卖官鬻爵，1644年初（崇祯十六年十二月）被勒令自裁——明亡前一年，首辅尚且如此。

3. 党争的后果

崇祯一朝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前后换了五十人，平均每人任期仅四个月，中枢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执政团队。皇帝又以严苛标准问责大臣，稍有败绩即诛戮：史载崇祯朝总督被诛者七人、巡抚被戮者十一人，兵部尚书亦多有下狱论死者。臣僚人人自危，宁可推诿误事，不肯任事当责。党争的逻辑比战局的逻辑更有力——熊廷弼之死、袁崇焕之磔，表面是军事问责，实质皆有党争的推手。

六、党争的代表人物

1. 东林党代表人物

顾宪成（1550-1612），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因在国本之争与京察中屡忤执政，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罢官，1604年重建东林书院，为东林精神领袖。他说"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是东林自我期许的写照。

杨涟（1572-1625），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天启四年以左副都御史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次年下诏狱受尽"全刑"而死，崇祯初追谥"忠烈"。

左光斗（1575-1625），南直隶桐城人，与杨涟同科进士，曾慧眼识拔史可法，天启五年与杨涟同毙狱中。

高攀龙（1562-1626），无锡人，与顾宪成共创东林书院，官至左都御史，天启六年缇骑来抓时投池自尽。

2. 阉党代表人物

魏忠贤（1568-1627），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天启朝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者，崇祯即位后自缢于阜城，诏磔其尸。

客氏（?-1627），天启帝乳母，封奉圣夫人，与魏忠贤对食，为其宫内奥援，崇祯初笞死于浣衣局。

崔呈秀（?-1627），阉党"五虎"之首，由贪官投为魏忠贤义子，官至兵部尚书、左都御史，逆案列为"首逆同谋"，自缢后戮尸。

田尔耕（?-1628），掌锦衣卫事，阉党"五彪"之首，诏狱酷刑多出其手，崇祯初伏诛。

3. 崇祯时期的代表人物

温体仁（1573-1638），崇祯朝任首辅最久者（1633-1637），以"孤立无党"自饰，实则排挤异己不遗余力，《明史》列入奸臣传，讥其"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

周延儒（1593-1644），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会元、状元，两度为首辅，再相期间贪贿狼藉，1644年初被赐死。

杨嗣昌（1588-1641），兵部尚书，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以"四正六隅十面网"围剿农民军，督师期间洛阳、襄阳相继失守，忧惧而死，死后仍被言官追论——党争的逻辑，无远弗届。

七、党争的历史评价

1. 党争的消极影响

党争最大的代价是国家决策的瘫痪，辽东战局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熊廷弼（1569-1625）三赴辽东，其"三方布置"的持久防御战略本有成算，却因朝中党争屡遭掣肘，与巡抚王化贞"经抚不和"，广宁兵败（1622年）后被传首九边，阉党更借追赃之名构陷杨涟等人。袁崇焕在己巳之变（1629年）后下狱，1630年以"谋叛"罪凌迟，除皇太极的反间计外，政敌的构陷同样难辞其咎。《明史》慨叹"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前线统帅的生死由党派恩怨决定，这是明末政治最深的病灶。

2. 党争的积极意义

平心而论，东林清议也有其历史分量。它以"是非"对抗"利害"，在皇权与阉竖的夹击中保存了士大夫的批评传统；苏州民变中市民为周顺昌奋起抗争，说明清议已溢出士大夫圈层，成为广泛的社会舆论。明清之际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主张"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正是东林清议在思想上的沉淀与升华。

3. 党争的教训

明末党争的教训在于：当"君子小人之辨"取代对事功的评判，当弹劾与翻案成为政治的全部内容，朝廷便失去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辽东的军情、陕西的饥荒、国库的亏空，每一件都比门户之争紧迫；但直到北京城破，朝堂上争论的仍然是"谁是谁的党羽"。

八、党争篇总结

1. 党争的过程

明末党争大体经历四个阶段：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与京察之争，形成东林与齐楚浙诸党对垒的格局；天启朝东林先盛后衰，魏忠贤阉党借三案翻案之机对东林进行肉体消灭；崇祯朝清算阉党，但温体仁、周延儒之争与复社的兴起让党争换了面目继续；明亡以后，弘光朝的"逆案"翻案之争、永历朝的吴楚党争，都是同一逻辑的延续。

2. 党争的原因

制度上，废丞相造成的权力真空，由司礼监批红与内阁票拟的不稳定平衡来填补，任何一派得势都必须借助内廷通道；环境上，万历长期怠政使是非无人裁断，朝廷矛盾只能以派系斗争的方式自我解决；人心上，以道德自命的清议文化天然倾向于把政策之争升格为人格之争，一升格，便只有你死我活。

3. 党争的影响

党争耗尽了明朝最后的元气：它摧毁了中枢的执政能力（十七年五十相），摧毁了前线将帅的生存预期（督抚动辄诛戮），也摧毁了士人阶层对朝廷的向心力。后人评明亡，有"明亡于万历"之说，有"明亡于党争"之说，两说并不矛盾——正是万历朝形成的政治结构，孕育了这场延烧半个世纪、最终烧掉整个王朝的党争。

明末党争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政治与皇权衍生权力最激烈的一次碰撞。读这段历史，最刺眼的不是魏忠贤的跋扈，而是当国家已经四面起火时，庙堂之上仍在争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门户之见的尽头，是煤山那棵孤零零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