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三百年——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一、总论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建立北宋。
1279年崖山海战，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投海，南宋覆亡。
两宋合计三百一十九年，是中国历史上平民社会最为发达、市民阶层最为壮大的时代。
北宋建国之初，全国在册户口约五百万户，折算人口约五千万。
到北宋末年崇宁元年（1102年），官方统计户数突破两千万，口数约四千六百万。
但这仅是"丁口"，即成年男性，实际总人口当在八千万至一亿之间。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尽管丧失了淮河以北的半壁江山，南方人口仍在增长。
到南宋末年估计总人口达到一亿二千万。
与此前的汉唐相比，宋代最显著的变化是"市民社会"的成型。
唐代长安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居民被关在一百零八坊的围墙之内，夜间不得出门，商业仅限于东市、西市。
而宋代的汴梁、临安早已打破坊墙，沿街开店，夜市通宵达旦。
《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这种全天候的商业运作，是此前任何朝代都不曾有过的。
宋代也是中国封建史上社会阶层流动性最强的时代。
科举制度在宋代被大规模扩展，寒门子弟可以通过读书应试改变命运。
正如汪洙《神童诗》所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这四句话，道尽了宋代平民对向上流动的热切期盼。
二、农民的生活
宋代农民占总人口的八成以上，他们的生存状态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底色。
租佃制与税赋
宋代农村普遍实行租佃制。地主拥有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佃户身份租种，秋收后按比例交租。
分成比例因地区和田地肥瘦而异，最常见的是"对分制"——地主与佃户各取一半收成。
在土地肥沃的两浙路（今浙江一带），地主往往要拿走六成。
而在偏远山区，三七分甚至二八分也不少见（地主得二三成）。
北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年），朝廷曾下令"佃户不得私造斛斗"。
即禁止地主使用大于标准量器的斗来多收租粮，说明剥削之普遍已引起朝廷注意。
国家层面的税赋制度，宋代沿袭唐中后期的两税法，分夏税和秋税两次征收。
夏税一般在六月前完纳，以钱帛为主；秋税在十月前后，以粮食为主。
正税之外，还有各种附加税——“支移”（把粮食运到指定地点）、“折变”（官府把粮食折算成其他物品征收，往往层层加码）。
南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真德秀上疏痛陈两浙路"折变之害，一石之粮，折而输绢，其费倍蓰"。
本该交一石粮食的税，折成绢帛后实际负担翻了好几倍。
占城稻与粮食革命
宋代农业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占城稻的引进与推广。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因江淮两浙地区遭遇旱灾，下令从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给三路百姓种植。
占城稻原产今越南中南部，耐旱、早熟、不择地力，从播种到收获仅需百日左右。
此前江南水稻一年一熟，有了占城稻后，农民可以先种一季早稻，再种一季晚稻，实现一年两熟，粮食产量大幅增长。
到南宋时期，太湖流域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民间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传遍朝野。
据学者估算，宋代水稻亩产约在二至三石之间（折合今制约每亩三四百斤），较唐代提高约三成。
水利工程
水利建设同样支撑着农业产出。北宋初年，朝廷在各地大规模兴修塘堰、圩田。
太湖流域的圩田体系最为典型：农民在低洼沼泽地周围筑起堤坝，围成方块状水田，内有沟渠灌溉，外有堤防抵挡洪水。
范仲淹在景祐元年（1034年）出任苏州知州时，亲自主持疏浚太湖入海水道。
“修围浚河，置闸三十六座”，解决了苏州一带长期的水患问题。
农民的真实处境
然而，农民的生活绝非田园牧歌。宋代土地兼并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是常态。
北宋名臣李觏在《富国策》中感叹：“今者天下虽安矣，生人虽庶矣，然而吾民之穷困者，十居六七。”
全国六七成的百姓处于贫困线附近。遇到灾年，卖田卖儿的惨剧时有发生。
三、商人的崛起
宋代出现了学界所称的"商业革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从唐代的"士农工商"末位大幅跃升，商业活动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城市商业的繁荣
北宋的商业繁荣首先体现在城市中。汴梁的商业区不再受坊墙限制，临街店铺鳞次栉比。
《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繁华景象并非艺术夸张——汴梁城内有大小商行三百余种。
从金银交引铺到马行街的大小饭馆，从潘楼街的绸缎庄到大相国寺的万姓交易大会，商业的渗透力远超前代。
交子与金融创新
金融业的突破是宋代商业革命的标志之一。
天圣元年（1024年），益州（今成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纸币——交子。
此前，四川商人因铁钱笨重（一匹罗售价两万钱，铁钱重约一百三十斤），自发使用私人发行的纸质凭证进行交易。
宋仁宗朝廷看到纸币的巨大便利，设置"益州交子务"，由官方统一发行，初始限额一百二十五万余贯，每三年发行一届。
到北宋末年，朝廷为筹措军费滥发纸币，交子贬值严重，改名"钱引"。
南宋继续发行"会子"，到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年），会子发行量超过六亿贯，物价飞腾，“斗米万钱"成为常态。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瓦舍勾栏与娱乐业
瓦舍勾栏是宋代市民文化消费的核心场所。
瓦舍（也叫瓦子）是固定的娱乐商业区，内设多座勾栏（即演出棚），表演内容包括说话（说书）、杂剧、傀儡戏、影戏、杂技、蹴鞠等数十种。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城内有大小瓦舍五十余处。
其中桑家瓦子、中瓦、里瓦等大型瓦舍，“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
南宋临安的瓦舍更加繁盛，《武林旧事》记录了二十三处瓦舍的名称，北瓦一处便有勾栏十三座。
观众入场需付费，称作"看棚钱”，一次约数十文，相当于一顿普通饭食的价格。
行会制度
宋代的行会制度也比唐代更加完善。同一行业的商贩和手工业者组成"行"或"团"，由官府认可。
汴梁城内有大小行会一百六十余行，各行设有"行头"或"行老"。
负责代表本行与官府交涉、协调行内纠纷、分摊官府摊派的物资采购任务。
南宋临安的丝织业行会组织最为严密，从缫丝、织造、印染到销售，各有专行，分工精细。
海外贸易
海外贸易在宋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朝廷在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进出口贸易并征收关税。
市舶司的关税税率通常为十分之一，称为"抽解"；另有"博买"制度，即官府优先以低价收购部分进口货物。
南宋高宗绍兴末年（约1160年），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达百万贯以上。
南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录了五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
输出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主，输入则有香料、象牙、犀角、珊瑚等。
四、城市生活
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鼎盛时期人口超过一百万。作为对照，同时期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人口不过十万左右，伦敦仅有三四万人。
汴梁的商业图景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为后世留下了汴梁市民生活的详细画卷。
全城有四条御街纵横交汇，主要商业街道长达数里。
州桥夜市是汴梁最著名的夜市之一，“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
小贩们经营的食品种类超过百种，从王楼的梅花包子到曹婆婆的肉饼，从薛家的羊饭到梅家的鹅鸭，各有特色。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绘于北宋末年徽宗朝（约1100—1125年间），作者张择端用五米多长的画卷，从汴梁城外的农村一直画到城内的闹市。
共绘有八百余个人物、近百栋建筑、数十艘船只。
画面中有挑担的脚夫、骑驴的旅人、坐轿的官员、拉纤的船工、摆摊的小贩、算命的术士、化缘的僧人……
生动再现了一个百万级人口城市的日常运转。
消防与城市管理
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了消防难题。汴梁城内建筑密集，多为砖木结构，火灾频发。
朝廷为此专门设置了"军巡铺"——相当于现代的消防站。
汴梁全城设有军巡铺约二百余所，每铺设铺兵五人，昼夜巡逻。
夜间若有火情，铺兵击鼓报警，周围各铺迅速驰援。
南宋临安同样设有类似机构，称作"潜火队"，装备有水囊、唧筒（简易水枪）、火钩等灭火工具。
饮食文化的繁荣
宋代的饮食文化在中国烹饪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一日两餐"，到宋代开始向"一日三餐"过渡。
烹饪技法在宋代极大丰富——炒、爆、煎、炸、焖、炖、蒸、煮等技法均已成型。
汴梁城内的饭馆分为"正店"和"脚店"两等。
正店是大型酒楼，拥有官方颁发的酿酒许可，汴梁有正店七十二家。
脚店是中小饭馆，需从正店批发酒水。
樊楼是汴梁最著名的酒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
徽宗年间改建后可同时容纳上千人用餐。
外卖服务
最令现代人意外的是，宋代大城市已经有了外卖服务。
《东京梦华录》记载：“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
意思是做生意的人家常常不在家做饭，直接从饭店买现成的饭菜。
饭店伙计会把饭菜送到顾客家中，用"盘合"（食盒）盛装。
南宋临安的外卖服务更加成熟，《梦粱录》记载，酒店"筵会假赁"服务可以提供从桌椅餐具到酒水菜肴的全套上门服务。
甚至可以代为操办婚丧嫁娶的宴席。
五、科举与阶层流动
宋代科举制度的扩张，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
唐代科举每科录取不过二三十人，而宋代大幅扩招。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一次殿试录取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二百零七人，合计三百余人。
此后每科录取进士通常在二百至五百人之间，个别年份甚至超过六百人。
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录取进士约四万人。这四万人构成了宋代文官集团的骨干。
吕蒙正：从僧舍到宰相
吕蒙正（944—1011年）是寒门出贵子的典型。
他年轻时寄居洛阳龙门利涉院僧舍，靠寺僧接济度日，“朝食僧斋，暮宿僧舍”。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吕蒙正高中状元，此后三度出任宰相。
他成名后写下《寒窑赋》，开篇即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感慨人生际遇之无常。
范仲淹：断齑划粥
范仲淹（989—1052年）的出身更加困苦。
他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少年时一度寄居寺庙苦读。
“断齑划粥"的典故流传至今——每天煮一锅粥，凉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佐以腌菜。
范仲淹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
欧阳修：画荻教子
欧阳修（1007—1072年）幼年丧父，母亲郑氏以荻秆在沙地上教他识字，这就是"画荻教子"的典故。
欧阳修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后来成为北宋文坛领袖，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
阶层流动的深度
这些故事并非个别传奇。
据统计，宋代科举进士中，约有四成到五成来自非官宦家庭，这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是不可想象的。
科举制度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更重塑了整个社会结构——“取士不问家世"成为宋代的共识，门第观念逐渐淡化。
当然，科举之路并非坦途。
南宋时期，参加解试（地方选拔考试）的士子往往数以万计，而能获得赴京参加省试资格的不过数百人。
即便到了省试，录取率通常也不超过百分之十。
许多读书人蹉跎一生，到老也未能考取功名。
六、战争对平民的影响
宋朝三百年间，平民百姓始终未能逃脱战争的阴影。
北方先后面对辽、西夏、金、蒙古的军事威胁，“积弱"二字几乎成为宋代军事的代名词。
而每一次战败、每一场和约，代价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百姓头上。
靖康之变
靖康元年至二年（1126—1127年），金军两次南下围攻汴梁。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汴梁城破。金军在城中大肆搜刮金银财宝，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两千万锭、帛一千万匹。
宋廷为凑足数目，挨家挨户搜刮，“虽妇女钗钏之微亦尽取之”。
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金人俘虏宋徽宗、宋钦宗及后妃、皇子、宗室三千余人北归。
同时被掳掠北去的还有工匠、乐工、医生、宫女等各色人口万余人。
这便是史上的"靖康之变”，是北宋平民最惨痛的记忆。
南渡的艰辛
靖康之变后，大批北方汉人被迫南迁，史称"衣冠南渡”。
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赵构一路从扬州逃到杭州。
沿途百姓扶老携幼跟随，“士民奔窜，相属于路，老幼不能行者委弃道旁”。
据估计，南宋初年从北方迁入南方的人口总计约五百万。
这些南渡的北方人集中在两浙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一带，与本地居民在土地、资源上产生了大量矛盾。
朝廷不得不设立"官庄"安置流民，但僧多粥少，多数南迁百姓只能沦为佃户，给南方地主打工。
北方沦陷区的苦难
北方沦陷区的平民处境更加凄惨。
金朝在中原实行"猛安谋克"制度，将大量女真族人迁入华北，强行圈占汉人土地。
赵翼《廿二史札记》记载：“金人入中原，凡良田美宅，悉为猛安谋克所占。”
失去土地的汉人要么沦为农奴，要么逃入山林为盗。
蒙古入侵与四川浩劫
而最惨烈的浩劫发生在南宋末年蒙古入侵期间。
蒙古军队于1235年大举南侵，四川首当其冲。
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军攻入成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此后数十年间，蒙古军反复蹂躏四川。合州钓鱼城坚守了三十六年（1243—1279年），是蒙古军南下过程中遭遇的最顽强抵抗。
但即便有钓鱼城这样的堡垒，四川整体仍然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据学者研究，四川在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登记户口约二百五十九万户，折算人口约一千三百万。
到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统计时，仅剩约十二万户、八十余万人。
人口从一千三百万骤降到八十万——这意味着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消失。
虽然部分原因是逃亡和统计口径差异，但屠杀和瘟疫造成的死亡仍然触目惊心。
七、女性的社会地位
宋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话题。
一方面，程朱理学在北宋中期逐渐兴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开始传播。
另一方面，宋代社会实际上仍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女性在法律和习俗层面拥有一定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
缠足的萌芽
缠足这一陋习在宋代开始萌芽。
最早的相关记载见于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和罗大经《鹤林玉露》，时间大约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
最初缠足主要流行于宫廷和上层社会，普通劳动妇女并不缠足——缠了足还怎么下田干活？
到南宋中后期，缠足在城市中产以上家庭逐渐普及，成为"贵妇"身份的标志。
李清照的才女命运
李清照（1084—约1155年）的人生是宋代才女命运的缩影。
她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李格非是苏轼门生，母亲王氏也通文墨。
李清照十八岁嫁给金石学家赵明诚，夫妻志趣相投，共同收集金石书画，日子过得风雅而富足。
靖康之变打破了这一切——赵明诚在南渡途中病故于建康（今南京）。
李清照此后辗转流离，所藏金石书画大多散失。
更令她饱受非议的是，她在赵明诚去世后一度改嫁张汝舟。
婚后发现张汝舟觊觎她的收藏品，且有家暴行为，遂告发其科举舞弊，要求离婚。
按宋代法律，妻子主动告发丈夫要坐牢两年。
李清照宁可入狱也要离婚，最终在友人营救下只关了九天便获释。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士大夫对她"失节改嫁"大加挞伐。
改嫁的相对宽容
然而，宋代在改嫁问题上总体比后世明清要宽容得多。
据学者统计，宋代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妇女改嫁案例超过二百例，其中不乏官宦人家。
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在丈夫去世后改嫁朱文翰，范仲淹本人非但不以为耻，还在创办义庄时明文规定资助族中寡妇再嫁。
北宋名臣王安石的儿媳庞氏，在王安石之子王雱去世后也改嫁他人，王安石并无异议。
南宋法律更明确规定，寡妇"在夫家守志"者有权继承亡夫的财产，如果选择改嫁，也可以带走自己带来的嫁妆。
八、社会福利
宋代的社会救济制度在中国古代史上堪称最为完备，涵盖从生到死的各个环节。
安济坊
安济坊是宋代的公立医疗机构。
最初由苏轼在元祐五年（1090年）任杭州知州时创设。当时杭州遭遇瘟疫。
苏轼捐出自己的私房钱五十两黄金，在城中设立"病坊”（安济坊的前身），聘请名医庞安时坐诊，收治贫苦病人。
朝廷后来将这一模式推广全国。
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下令各州府设置安济坊，“给药俵方，医治疾病”，经费由官府承担。
安济坊的运作模式包括：病人入坊登记、医官诊治、按时给药、痊愈后注销。
据记载，南宋临安的安济坊每年收治病人超过千人。
漏泽园
漏泽园是官办的公共墓地，用于安葬无主尸骸和无力安葬的穷人。
元丰年间（1078—1085年），宋神宗采纳陈向的建议，在各地设置漏泽园。
每处漏泽园占地若干亩，雇有专人负责掩埋和管理，官府拨付经费。
南宋时期，临安城内外设有多处漏泽园。
每逢战乱或瘟疫之后，无名尸体堆积如山，漏泽园便承担起集中掩埋的职能。
居养院
居养院是收养孤寡老人和弃婴的福利机构。
北宋初年已有类似的慈善实践，到元符元年（1098年），朝廷正式颁布"居养法"。
规定各州府设居养院，收养"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
居养院提供食宿和衣物，年老体弱者还可以获得基本的医疗照料。
南宋时，居养院的功能进一步细化，分离出"安济坊"（医疗）和"慈幼庄"（专门收养弃婴）。
惠民药局
惠民药局（又称"和剂局"）是官办的制药和售药机构。
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朝廷在汴梁设置"太平惠民局"，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向百姓出售成药。
朝廷还组织编纂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录了七百八十八个药方。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成药药典。
南宋临安的惠民药局延续了这一制度，局中常备药材数百种，“贫者持券（免费领药的凭证）可得药”。
这些福利制度的建立，固然有朝廷"仁政"宣传的考量，但客观上确实为底层百姓提供了一张稀疏但真实存在的安全网。
不过，制度的设计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各级官吏的贪腐和挪用，使得许多福利政策在基层大打折扣。
九、文化生活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而文化的普及程度也远超此前任何朝代。
印刷术的普及
印刷术的普及是文化下沉的技术基础。唐代已有雕版印刷，但主要限于佛经和历书。
到宋代，雕版印刷被大规模应用于书籍出版。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了这一发明）。
虽然活字印刷在宋代并未完全取代雕版，但印刷技术的整体进步使得书籍价格大幅下降。
南宋时期，建阳（今福建建阳）成为全国最大的书籍出版中心。
“建本"以价格低廉著称，一部《论语》的售价不过数百文，普通中等人家也能负担。
据学者统计，宋代出版的书籍种类超过一万种，远超此前历朝历代的总和。
话本小说
话本小说的兴起是宋代平民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
话本是说书人在瓦舍勾栏中表演时使用的底本，内容以历史故事、公案传奇、爱情婚姻为主。
现存的宋代话本有《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志诚张主管》等数十篇。
语言通俗生动，大量使用口语和白话，是后世白话小说的直接源头。
说书人在勾栏中表演时，往往需要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能讲完一个故事。
“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技巧便由此而来。
宋词的流行
宋词在宋代的地位，类似于流行歌曲在现代社会。
词最初是配合音乐演唱的歌词，北宋初年以小令（短篇词）为主，晏殊、欧阳修的词作清丽典雅，多写离愁别绪。
到柳永（约984—1053年），词风为之一变——柳永大量创作慢词（长篇词），语言通俗直白。
深受市井百姓喜爱，“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苏轼（1037—1101年）进一步拓宽词的题材，将诗的意境融入词中，开创了豪放派。
南宋辛弃疾（1140—1207年）将豪放词推向巅峰，“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而李清照则以女性视角写出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样直击人心的句子。
识字率与文化下沉
宋代的文化成就之所以能渗透到平民阶层，根本原因在于识字率的提高。
宋代的官学和私学数量远超唐代，书院制度在此时臻于成熟——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合称"四大书院”。
即使在偏远乡村，私塾和家塾也普遍存在。
据学者估算，宋代成年男性的识字率约在百分之十至十五之间。
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仍然很低，但在古代社会中已是相当高的水平。
正是这一批粗通文墨的平民，构成了话本、戏曲、通俗读物的基本受众群体。
两宋三百余年，平民百姓的生活既有商业繁荣带来的物质丰裕，也有战争频仍造成的家破人亡。
既有科举制度打开的阶层上升通道，也有土地兼并导致的贫富分化。
这个时代的平民，比前朝拥有更多的经济自由、更丰富的文化生活、更现实的上升机会。
但也承受着更为复杂的赋税负担和更为残酷的战争代价。
两宋留下的遗产——市民社会的雏形、商业文明的萌芽、福利制度的探索、文化普及的实践——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社会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