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三百年 · 北宋文官篇

一、赵匡胤的制度设计：以文制武的起源

1. 陈桥兵变的教训

赵匡胤（927-976）本人就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960年，他时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禁军最高统帅），在陈桥驿被部下"黄袍加身"，回师开封，逼后周恭帝禅位。

这段经历让赵匡胤深刻认识到：武将拥兵是皇权最大的威胁。他自己就是靠这个上台的，他绝不允许别人也这样做。

杯酒释兵权（961年）。建隆二年，赵匡胤请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禁军将领喝酒。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叹了口气说：“我如果不是靠你们，当不上这个皇帝。但当了皇帝之后，我天天睡不好觉。“石守信等人问为什么。赵匡胤说：“你们谁不想当皇帝？万一你们的部下也给你们黄袍加身怎么办？”

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连忙问怎么办。赵匡胤说：“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多买些田宅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再跟你们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纷纷称病，请求解除兵权。赵匡胤欣然同意，把他们外放为节度使，同时收回了他们的兵权。

杯酒释兵权的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文明"的一次权力交接——没有流血，没有杀戮，只是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解决了武将拥兵的问题。但它也带来了一个深远的后果：从此以后，宋朝对武将的防范达到了病态的程度。

2. 以文制武的制度设计

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宋太宗）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文制武"制度：

枢密院与三衙的分权。枢密院负责军事决策和调兵，但不直接统领军队；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负责统领军队，但没有调兵权。“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这种设计有效地防止了武将拥兵自重。

更戍法。宋朝的禁军实行更戍法——每隔几年就要换防，将领不随军队调动。这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有效地防止了将领与士兵之间形成私人关系。但代价是战斗力大幅下降——将领不了解自己的士兵，士兵也不信任自己的将领。

文臣知州事。地方上的州、县长官由文臣担任，武将只能担任副职。这使得地方上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文臣手中。

科举扩招。宋朝大幅扩大了科举的录取规模。唐朝每年录取进士约二三十人，宋朝增加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这使得大量文人进入官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

3. 赵匡胤的个人特质

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武夫出身但文治出色"的皇帝。他虽然靠军事政变上台，但他深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他的个人特质包括：

宽厚待人。他不杀功臣——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温和而有效，没有留下任何血腥的记录。

重视文教。他立下祖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条祖训在整个宋朝都被严格遵守。即使是犯了大罪的文臣，最多也只是贬官流放，不会被处死。

生活节俭。他穿的衣服很朴素，宫殿也不奢华。有一次他的女儿穿了一件华丽的衣服，他批评说：“你生长在富贵之家，应该知道节俭。”

二、北宋中期的文官政治

1.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范仲淹（989-1052）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出身贫寒，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他从小刻苦读书，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考中进士。

范仲淹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坎坷。他多次因为直言进谏而被贬官，但他从不后悔。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庆历新政（1043-1044年）。庆历三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推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 明黜陟：严格考核官员，淘汰不称职者
• 抑侥幸：限制权贵子弟的恩荫特权
• 精贡举：改革科举制度，注重实际能力而非诗赋
• 择官长：加强地方官的选拔和考核
• 均公田：给地方官分配职分田，减少贪污
• 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
• 修武备：加强军事训练
• 减徭役：减轻百姓负担
• 覃恩信：严格执行法令

这些改革措施看起来很好，但实施起来阻力极大。因为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官僚贵族、权贵子弟、地方豪强——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改革。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被罢免，改革仅持续了一年就失败了。

范仲淹的悲剧。范仲淹的悲剧在于：他看到了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方案，但他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来推行改革。他的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而这些人恰恰是掌握权力的人。

2.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最伟大的改革家，也是最具争议的政治家之一。他出身临川（今江西抚州），二十一岁考中进士，此后在地方上任职二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

宋神宗的支持。熙宁二年（1069年），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他是一个有雄心的皇帝，想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变法。

变法的主要内容：

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发放贷款，收取20%的利息。目的是打击高利贷，同时增加官府收入。

免役法。废除原来的差役制度，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所有民户都要交免役钱，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也要交"助役钱"。

市易法。在京城设立市易务，由官府收购市场上滞销的商品，等市场缺货时再卖出。目的是打击大商人的垄断，稳定物价。

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的实际面积和肥瘠程度征税。目的是打击隐田逃税的行为。

保甲法。把农村民户编为保甲，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保内民户互相监督，有犯罪的要举报。同时进行军事训练，作为正规军的补充。

变法的效果。变法确实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军事力量有所加强，社会经济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反对。但变法也引发了激烈的反对。反对派以司马光为首，他们的理由主要有：

• 青苗法被强制摊派。很多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强制农民贷款，不管农民是否需要。利息虽然名义上是20%，但实际执行中往往更高。
• 免役法加重了贫民负担。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虽然要交"助役钱"，但他们的负担相对轻松。而贫民原来可以免费服役，现在却要交免役钱，负担反而加重了。
• 市易法变成了官府垄断。市易务的官员利用权力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变成了新的垄断者。
• 保甲法扰民。保甲法要求农民参加军事训练，耽误了农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变法的失败。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氏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全面废除了新法。王安石的变法彻底失败。

3. 司马光与旧党

司马光（1019-1086）是反对变法的核心人物。他出身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二十岁考中进士，此后在官场上稳步升迁。

司马光的政治主张可以概括为**“守成”**——他认为祖宗的制度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大改，只需要修补漏洞就行了。

司马光的贡献。司马光最大的贡献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学术上的——他编纂了《资治通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的问题。司马光的政治眼光有局限性。他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把新法中一些确实有效的措施也废除了。比如免役法——这个制度虽然有弊端，但比原来的差役制度要合理得多。司马光把它废除后，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

三、北宋后期的党争

1. 新旧党争的恶性循环

王安石变法引发了持续数十年的新旧党争。新党（支持变法）和旧党（反对变法）轮流执政，互相报复，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宋神宗时期（1067-1085）：新党执政，推行变法。

高太后时期（1085-1093）：旧党执政，全面废除新法。

宋哲宗亲政时期（1093-1100）：新党重新执政，恢复新法，同时大规模报复旧党。

宋徽宗时期（1100-1125）：新党继续执政，但已经变质——以蔡京为首的新党不再是改革派，而是腐败集团。

2. 蔡京：北宋的掘墓人

蔡京（1047-1126）是北宋末年最臭名昭著的权臣。他出身兴化军仙游（今福建仙游），熙宁三年（1070年）考中进士。

蔡京最初是新党的支持者，但他的政治立场完全取决于形势——哪一派得势他就支持哪一派。这种投机性格让他在新旧党争中左右逢源。

宋徽宗即位后，蔡京通过巴结宦官童贯获得升迁，最终官至太师。他执政期间做了几件极其恶劣的事：

花石纲。蔡京迎合宋徽宗的享乐欲望，在全国搜刮奇花异石，用船运到开封。这些船队被称为"花石纲"。花石纲给东南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官府强制征收，很多百姓因此倾家荡产。

大兴土木。蔡京主持修建了大量宫殿园林，包括艮岳（一座人工假山），耗费了巨额国库资金。

打压异己。蔡京把所有反对他的人列为"元祐党人"，刻碑公示，永不录用。他还把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集列为禁书，下令销毁。

卖官鬻爵。蔡京公开卖官，明码标价。只要有钱，什么官都能买到。

蔡京的执政把北宋的国力消耗殆尽，为金兵南侵创造了条件。

四、北宋文官集团的悲剧根源

北宋文官集团的悲剧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缺陷。

以文制武的政策虽然有效地防止了武将拥兵，但也导致了军事力量的严重衰弱。科举扩招虽然扩大了统治基础，但也导致了冗官冗费。台谏制度虽然限制了皇权，但也导致了党争不断。

更深层的问题是：北宋的文官集团始终无法解决"改革"与"守成"的矛盾。每一次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引发激烈的反对；而每一次守成都会让问题越积越深，最终无法收拾。

这个矛盾贯穿了整个北宋历史，直到金兵南侵，北宋灭亡。

五、北宋文官的选拔制度

1. 科举扩招的具体数字

唐代科举的规模。唐朝的科举录取人数非常有限。据《登科记考》记载，唐朝289年间共录取进士约6637人，平均每年仅23人。其中很多年份录取人数不足20人，最少的一年仅录取了1人。

宋代科举的扩招。宋朝大幅扩大了科举的录取规模。宋太祖时期，每科录取进士约十人到二十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一次就录取了进士109人，加上诸科共录取500人。此后，宋代每科录取进士通常在300人到500人之间，最多的一次是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录取了805人。

录取总数的对比。北宋167年间共录取进士约19000人，平均每年约114人。这个数字是唐朝的五倍。如果加上特奏名（对多次落第者的恩赐）和诸科（明经、明法等科目），北宋通过科举入仕的总人数超过四万人。

扩招的原因。科举扩招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宋朝疆域比唐朝小，但官员数量却大幅增加；二是宋朝实行"以文制武"政策，需要大量文官来填补武将留下的空缺；三是宋朝皇帝认为扩大科举可以笼络天下读书人，减少他们造反的可能。

2. 殿试制度的建立

殿试的起源。殿试始于武则天时期，但真正成为定制是在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这一年，落第考生徐士廉击登闻鼓，告发主考官李昉徇私舞弊。宋太祖亲自在讲武殿复试考生，黜落了不合格者，录取了合格者。从此，殿试成为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

殿试的程序。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在皇宫大殿举行。考生在殿前答卷，由皇帝亲自审定名次。殿试的成绩分为三甲：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殿试的意义。殿试制度的建立，使得所有进士都成为"天子门生"——他们都是皇帝亲自选拔的人才。这加强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也提高了进士的政治地位。从此以后，进士不再是主考官的门生，而是皇帝的门生。

3. 科举的防弊措施

糊名法。糊名法始于唐武则天时期，但在宋朝才真正严格执行。糊名就是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密封起来，使考官无法知道答卷是谁写的。

誊录法。誊录法是宋朝独创的防弊措施。考生的答卷由专门的书吏重新抄写一遍，考官看到的是抄写的副本，而不是考生的原卷。这样可以防止考官通过笔迹识别考生。

锁院制度。考试前，考官被锁在贡院中，与外界隔绝，直到考试结束。这可以防止考官泄露试题或接受贿赂。

六、文官集团的派系斗争

1. 庆历新政失败的细节

改革派的阵容。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同时提拔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支持改革的官员进入中枢。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庆历四谏官"——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

反对派的攻击。反对派以夏竦为首。他指使手下伪造了一封信，声称范仲淹等人要废黜宋仁宗，另立新君。这封信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最终查明信是伪造的，但范仲淹等人的声誉已经受到严重损害。

改革派的内部分裂。改革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韩琦和范仲淹在一些具体政策上意见不合，欧阳修和余靖的性格也难以共事。这种内部分裂削弱了改革派的力量。

宋仁宗的态度转变。宋仁宗原本支持改革，但在反对派的攻击和改革派的内部分裂面前，他逐渐动摇了。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以"朋党"的罪名罢免了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改革派官员，改革宣告失败。

2. 新旧党争的升级

元祐更化。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她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几乎将王安石变法的所有成果全部废除。

洛蜀朔党争。旧党内部也分裂为三派：洛党（以程颐为首，主张道德教化）、蜀党（以苏轼为首，主张务实灵活）、朔党（以刘挚为首，主张保守稳健）。三派之间互相攻击，争斗不休。

绍圣绍述。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宋哲宗亲政。他起用章惇为宰相，恢复新法，同时对旧党进行大规模报复。旧党官员被贬官、流放，司马光被追夺官职，连墓碑都被砸毁。

元祐党籍碑。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在蔡京的建议下，将反对新法的官员列为"元祐党人"，刻碑公示。碑上列有309人的姓名，包括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著名文人。这些人的子孙被禁止参加科举、禁止在京城任职。

七、文官的俸禄与待遇

1. 宋代官员的高薪养廉政策

正俸的构成。宋代官员的俸禄由正俸、添支、职钱、禄粟、衣粮、餐钱等多种项目组成。正俸按官阶发放，从宰相的月俸三百贯到县令的月俸十五贯不等。

禄粟的发放。除了正俸外，官员还可以领取禄粟——宰相每月一百石，参知政事七十石，知州二十石，县令三石。一石约合今天的一百二十斤，仅禄粟一项，宰相每月就可以领取一万二千斤粮食。

职田的分配。宋代还给官员分配职田——宰相四十顷，参知政事二十顷，知州十顷，县令五顷。职田的收入归官员所有，离职时交还。

荫补的特权。宋代官员享有荫补特权——官员的子孙可以通过荫补直接入仕，不必参加科举。宰相可以荫补五人，知州可以荫补三人。这是宋代官员最重要的特权之一。

2. 高薪养廉的效果

正面效果。高薪养廉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员的贪污行为。宋代官员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不必为生计发愁，可以专心政务。

负面效果。但高薪养廉也带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北宋中期，仅官员俸禄一项就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冗官冗费成为北宋财政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轼的俸禄。苏轼在担任杭州知州时，月俸约为三十贯，加上添支、职钱等，实际收入约五十贯。五十贯在当时可以购买五十石大米，约合今天的六千斤。这个收入水平足以让他过上优裕的生活。

八、典型文官的命运

1. 苏轼乌台诗案的具体经过

诗案的起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他按照惯例向皇帝上了一道谢表，其中有几句牢骚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几句话被新党官员抓住把柄，认为苏轼是在讽刺新法。

御史台的弹劾。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书弹劾苏轼。他们搜集了苏轼的大量诗文，逐字逐句地分析，找出其中讽刺新法、影射朝廷的词句。比如苏轼写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被解释为影射皇帝是"蛰龙”——潜伏在地下、不问世事的龙。

逮捕与审讯。元丰二年七月，朝廷派人到湖州逮捕苏轼。苏轼被押送到京城，关押在御史台监狱中。御史台在汉代曾被称为"乌台"，因为台前种有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乌台诗案"。

狱中的绝望。苏轼在狱中受到严酷审讯，被逼交代每一首诗的"政治含义"。他一度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写下了绝命诗给弟弟苏辙：“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众人的营救。苏轼入狱后，很多人挺身相救。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求情。苏辙愿以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

最终的判决。经过一百多天的审讯，苏轼最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个判决虽然严厉，但保住了苏轼的性命。

黄州的蜕变。苏轼在黄州度过了四年多的贬谪生活。在这里，他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它让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政治家转变为一个旷达超脱的文学家。

2. 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具体条目

《答手诏条陈十事》。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赐手诏询问范仲淹改革的意见。范仲淹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

一曰明黜陟。严格考核官员，淘汰不称职者。具体措施是：政绩优异者破格提拔，平庸者降职或调任，贪污者罢官永不叙用。

二曰抑侥幸。限制权贵子弟的恩荫特权。宋朝规定，官员的子孙可以通过恩荫直接入仕。范仲淹建议限制恩荫的范围和人数，防止权贵子弟垄断官位。

三曰精贡举。改革科举制度。范仲淹认为当时的科举只考诗赋，不考实际能力，选拔出来的官员"不习世务”。他建议科举先考策论，再考诗赋。

四曰择官长。加强地方官的选拔。范仲淹认为地方官是治理的基础，必须选拔有才能、有操守的人担任。

五曰均公田。给地方官分配职分田，保障他们的生活，减少贪污的动机。

六曰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鼓励农耕。

七曰修武备。加强军事训练，恢复府兵制的某些做法，寓兵于农。

八曰减徭役。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裁撤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

九曰覃恩信。严格执行朝廷的法令和承诺，取信于民。

十曰重命令。慎重制定法令，一旦颁布就要严格执行。

这十条改革建议切中了北宋中期的核心问题，但实施起来阻力极大。因为改革触动了官僚贵族、权贵子弟、地方豪强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改革。庆历新政仅持续了一年就宣告失败，但范仲淹的改革精神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却永远留在了中国历史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