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从贞观到安史之乱 · 文官集团篇

一、关陇贵族集团：帝国的原始股东

1. 什么是关陇集团

要理解唐朝前期的政治，必须先搞清楚"关陇集团"这个概念。

关陇集团起源于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当时北方边境的六个军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发生叛乱，朝廷无力镇压，靠地方豪强平定了叛乱。这些豪强主要来自关中（今陕西）和陇西（今甘肃），他们通过联姻和军事合作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联盟——这就是关陇集团。

西魏的宇文泰创立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制度，把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纳入了国家军事体系。八柱国包括：宇文泰（西魏实际掌权者）、元欣（西魏宗室）、李虎（李渊的祖父）、李弼（李密的曾祖父）、独孤信（三个朝代的国丈）、赵贵、于谨、侯莫陈崇。十二大将军包括杨忠（杨坚的父亲，隋朝开国皇帝的父亲）等。

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军事贵族出身、通过联姻维持联盟、垄断朝廷核心职位。从西魏到北周到隋到唐，朝代换了四个，但核心权力始终在这个集团内部流转。

2. 贞观朝的关陇权臣

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大舅哥，妹妹长孙皇后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他的家族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后改姓长孙），是标准的关陇贵族。

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之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是最早劝李世民动手的人之一，政变当天也在现场。李世民即位后，他被封为齐公，后改赵国公，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

长孙无忌的政治立场很明确：维护关陇贵族的利益，抵制任何可能削弱门阀地位的改革。他在贞观朝的主要活动包括：

• 主持修订《贞观律》，确立了唐朝的法律框架
• 反对李世民过度扩大科举——他认为科举出身的人"寒门无根基，不可重用"
• 在李世民的继承人问题上支持李治——因为李治性格温和，好控制
• 李世民死后，他以顾命大臣的身份独揽大权

长孙无忌的悲剧在于：他以为李治是一个可以随意操纵的傀儡皇帝，结果被李治和武则天联手整垮。永徽六年（655年），他被诬陷谋反，流放黔州，随即被逼自缢。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至此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房玄龄。房玄龄是贞观朝的首席谋臣，担任宰相二十三年。他出身清河房氏，虽然不是关陇核心家族，但也是世族出身。

房玄龄的特点是善于规划而非执行。李世民每次出征，房玄龄都留守后方，负责后勤补给和人事安排。他的工作方式极其细致——据说他每天要处理数百件公文，每一件都亲自过目。李世民评价他：“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房玄龄最大的贡献是建立了贞观朝的行政体系。三省六部制在他的主持下运转良好，官员考核制度也由他完善。他还主持修订了《晋书》和《高祖实录》。

房玄龄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对权力的态度上。他从不结党营私，从不越权行事，从不邀功请赏。李世民曾经想给他加封，他坚决推辞。这种"知进退"的政治品格，让他在伴君如伴虎的环境中全身而退。

杜如晦。杜如晦与房玄龄并称"房谋杜断"——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他出身京兆杜氏，也是关陇集团的外围家族。

杜如晦的才能主要体现在军事决策上。虎牢关之战前，李世民在"先打王世充还是先打窦建德"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是杜如晦拍板：“先打窦建德，一战定两敌。“这个决策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走向。

可惜杜如晦英年早逝，贞观四年（630年）就病逝了，年仅四十六岁。李世民痛哭流涕，此后每逢大事都要感叹：“如果杜如晦还在，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

3. 关陇集团的衰落

关陇集团的衰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一阶段：玄武门之变的冲击。玄武门之变本身并没有直接打击关陇集团——李世民本人就是关陇集团的成员。但政变打破了"嫡长子继承"的政治默契，让关陇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

第二阶段：科举制的扩大。李世民扩大科举的目的很明确——他需要从世家大族之外选拔人才，以制衡关陇集团的权力。科举出身的官员没有家族背景可以依靠，对皇帝更加忠诚。李世民说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本质上是在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从今以后都要听我的。”

第三阶段：李治和武则天的联手打击。废王立武事件是关陇集团的滑铁卢。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核心人物全部被贬，关陇集团彻底失去了对朝廷的控制。

二、科举士人阶层的崛起

1. 科举制在唐朝的演变

科举制始于隋朝，但在唐朝才真正成熟。

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每年举行，科目包括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等。其中进士科最难，也最受重视——“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主要是诗赋和策论。诗赋考文学功底，策论考政治见解。这种考试方式决定了进士科出身的官员往往有很强的文学素养和政治抱负，但在实际行政能力上未必出色。

贞观朝每年录取进士大约二十人左右，到了武则天时期扩大到五十人以上。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多，但它的象征意义很大——它意味着朝廷向所有读书人开放了权力通道，不再由世家大族垄断。

2. 早期科举名臣

马周。马周是贞观朝最典型的"寒门逆袭"案例。他出身山东茌平（今山东茌平），家境贫寒，年轻时在州学当助教，因为嗜酒被辞退。后来他到长安投奔中郎将常何，替常何写了二十多条政见上奏李世民。

李世民看了大为惊讶，问常何：“这些意见是谁写的？“常何如实回答。李世民随即召见马周，一番交谈后大为赏识，破格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后来升任中书令（宰相）。

马周的故事说明了科举制的意义——它让有才能但没有背景的人有了出头的机会。当然，马周并不是通过正式科举入仕的，他的案例更像是"特招”，但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用人理念。

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朝最后一位以直谏闻名的宰相。他678年出生，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迁居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他是岭南人——在当时，岭南被视为蛮荒之地，从那里出来做官的人极其罕见。

张九龄通过进士科入仕，凭借出众的文学才华和政治见解一路升迁。他最大的特点是敢说真话。他多次劝阻李隆基的错误决策：

• 反对任命安禄山为节度使，认为"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
• 反对李林甫入相，认为李林甫"口蜜腹剑，不可大用”
• 反对李隆基沉迷享乐

但李隆基最终没有听从他的意见。736年，张九龄被李林甫排挤出朝廷，贬为荆州长史。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权力中心。

张九龄的悲剧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以后，朝堂上再也没有人敢对皇帝说真话了。

3. 科举士人的政治困境

科举出身的官员虽然在人数上越来越多，但在政治上始终面临一个根本性困境：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根基。

世家大族的子弟可以依靠家族的人脉、财富和声望来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得罪了皇帝也不至于一无所有。但科举出身的寒门官员不同——他们的一切都来自皇帝的恩宠，一旦失去皇帝的信任，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这个困境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科举士人对皇权的依附性越来越强。他们不敢得罪皇帝，不敢挑战权臣，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元后期，朝堂上的科举士人几乎全部变成了李林甫的应声虫——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反对，而是因为他们反对不起。

李林甫曾经对谏官们说了一句话：“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你们没见过仪仗队的马吗？吃着三品的饲料，叫一声就被赶走，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上书言事了。

三、宰相制度的演变

1. 贞观朝的集体宰相制

贞观朝的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李世民先后任命了多位宰相：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温彦博、戴胄、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长孙无忌等。

这些宰相各有分工：房玄龄主管人事，杜如晦主管军事决策，魏征主管谏议，王珪主管礼仪，温彦博主管外交，戴胄主管司法。这种分工合作的模式让贞观朝的行政效率极高。

李世民对宰相的态度也很特别——他不是把宰相当下属，而是当合作伙伴。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这种尊重宰相的态度在后来的帝王中几乎绝迹。

2. 李林甫：权相的标本

李林甫683年出生，是唐朝宗室的远支（曾祖父是李渊的堂弟）。他从小精通音律，善于察言观色，是官场上的天才。

李林甫的发迹之路充满了投机。他先通过巴结武惠妃（李隆基的宠妃）获得升迁，然后利用武惠妃的信任排挤了张九龄。736年张九龄被贬后，李林甫独揽大权十九年，直到752年病死。

李林甫的执政风格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专权媚上。

对上：他把所有政务都揽过来处理，只把"好消息"报告给李隆基。李隆基越来越觉得"有李林甫在，天下太平”，从而更加沉迷于享乐。李林甫还主动替李隆基解决麻烦——比如处理太子李亨的问题。他制造了"韦坚案"“杜有邻案"等多起冤案，打击太子的支持者，搞得太子每天提心吊胆，连正常社交都不敢。

对下：他打压一切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人。他的手段极其阴险——表面上和蔼可亲，背地里暗箭伤人。他有一个著名的策略：“养虎遗患”——他故意让有才华的人升到高位，然后找借口把他们整下去，这样既显得自己大度，又消除了潜在的威胁。

对边将：李林甫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策——他建议李隆基大量任用胡人担任边镇节度使。他的理由是"胡人勇猛善战，且在朝中没有根基，不会像汉人那样结党营私”。实际上他的真实目的是：胡人将领在朝中没有人脉，不会威胁到他的宰相之位。这个建议直接导致了安禄山的崛起。

3. 杨国忠：无能者的悲剧

杨国忠本名杨钊，是杨贵妃的远房堂兄。他出身弘农杨氏旁支，但到他这一代已经没落。年轻时他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嗜酒好赌，被族人看不起。

杨国忠的发迹完全靠裙带关系。他通过杨贵妃的关系进入朝廷，又因为善于敛财（替李隆基数钱）获得赏识。李林甫在世时，杨国忠是李林甫的打手，帮李林甫处理一些脏活。李林甫死后，他接任宰相。

杨国忠的执政能力远不如李林甫。他做了几件极其愚蠢的事：

对南诏的战争。杨国忠为了给自己捞军功，主动挑起了对南诏（今云南）的战争。他派鲜于仲通率八万大军南征，结果在西洱河大败，六万人战死。杨国忠隐瞒战败的消息，继续增兵，前后损失了二十多万军队。这些军队很多是从中原征调的，他们的死亡直接加重了民间的负担。

与安禄山的对抗。杨国忠和安禄山互相看不顺眼。杨国忠多次在李隆基面前告安禄山的状，说安禄山必反。但他的告状方式非常拙劣——他没有拿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只是反复说"安禄山一定会反”。李隆基不信，反而觉得杨国忠是在挑拨离间。

安禄山起兵时打出的旗号就是"奉密诏讨杨国忠”——这说明杨国忠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连叛军都要拿他当借口。

潼关之战的决策。哥舒翰据守潼关时，杨国忠担心哥舒翰拥兵自重（哥舒翰曾建议"诛杨国忠以谢天下"），不断怂恿李隆基下令出关迎战。这个决策直接导致了潼关失守和长安沦陷。

四、文官集团的悲剧根源

从贞观到安史之乱，文官集团的演变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趋势：从集体决策走向个人独裁，从直言敢谏走向噤若寒蝉。

文官集团的悲剧根源在于：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垄断，但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文官体系。科举出身的官员仍然依附于皇权，一旦皇帝昏庸、权臣当道，整个文官系统就失去了纠错能力。

贞观朝之所以能出现魏征这样的直臣，不仅仅是因为李世民个人的胸怀，更是因为魏征背后有世家大族的政治支持——他得罪了皇帝，还能回到自己的家族中去。但开元后期的科举士人没有这个退路——他们的一切都来自朝廷，得罪了皇帝就一无所有。

这才是安史之乱最深层的制度根源之一：一个不能自我纠错的政治系统，注定会走向崩溃。

五、唐代科举入仕与开元名臣

1. 科举入仕的完整流程

第一步：州县解试（乡试）。唐代读书人想要入仕，第一步是参加所在州县的"解试"（又称"乡贡"）。每年秋天，各州府组织考试，合格者称为"举人"或"乡贡进士"，由州府发给"解状"（相当于推荐信），准许前往京城参加尚书省的考试。解试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以江南地区为例，每年数百名考生参加解试，最终获得解状的不过十余人，录取率仅百分之三左右。各地解试的水平参差不齐——京兆府（长安）和同州、华州的解试质量最高，被录取的举人在京城考试中也最有竞争力。白居易在贞元十五年（799年）从宣州参加解试获得解状，时年二十八岁。

第二步：省试。举人在每年冬天集中到长安，参加第二年春天由礼部主持的"省试"。省试是整个科举中最关键的环节。进士科的考试通常在正月举行，连考三天。考试内容包括：帖经（默写经典段落）、杂文（诗赋各一篇）和时务策（五道政治论述题）。其中诗赋是最受重视的部分——考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写出符合格律的诗歌和骈文。省试的录取名额极少——唐太宗时期每年仅录取进士约二十人，高宗武则天时期扩大到四五十人，开元天宝年间稳定在二三十人左右。录取率极低——每年参加省试的举人约一千至两千人，录取率仅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韩愈曾经三次参加省试落榜，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才考中进士，时年二十五岁。

第三步：吏部铨选。考中进士只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并不意味着立即授官。进士及第后还要通过吏部的"铨选"才能正式授官。铨选的标准有四条——身（体貌端正）、言（口齿清楚）、书（书法工整）、判（判词写作能力强）。其中"判"最重要——吏部会给出各种实际案例，要求考生写出判决书。很多进士在铨选环节被淘汰，不得不等待下一年重新参加。韩愈考中进士后连续三次铨选失败，困居长安长达十年之久，生活穷困潦倒。他后来在《上宰相书》中自述"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道尽了科举入仕之艰难。通过铨选后，新科进士通常被授予九品或八品的小官——县尉、校书郎等，从最基层做起。整个流程从解试到授官，顺利者需两三年，不顺者需十年以上。

2. 姚崇宋璟的开元政绩

姚崇的"十事要说"。开元元年（713年），李隆基即位不久，召见姚崇，要任命他为宰相。姚崇没有立即谢恩，而是提出了十条施政纲领，要求李隆基一一答应才肯就任。这十条包括：以仁义治天下、不求边功、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皇亲国戚不得担任要职、法不避权贵、减免苛捐杂税、停止建造宫殿寺庙、允许臣下直言进谏、以前朝外戚干政为鉴、允许臣子以历史教训劝谏君主。李隆基逐条答应，姚崇这才出任宰相。这就是著名的"十事要说"，它实质上是一份君臣之间的政治契约。

姚崇的务实施政。姚崇担任宰相仅三年（713-716年），但成效卓著。他针对武则天以来遗留的弊病逐一整治：裁撤冗官数千人，精简了武则天时期膨胀的官僚队伍；整顿吏治，罢免了一批贪腐无能的地方官员；抑制佛教势力——当时太平公主大力扶持佛教，寺院占有大量良田和人口，姚崇上奏请求裁汰僧尼，李隆基批准了这一建议，令一万二千余名僧尼还俗。姚崇还成功应对了山东地区的蝗灾——开元三年（715年），山东爆发大规模蝗灾，地方官迷信天意不敢捕蝗，姚崇力排众议，下令全国组织捕蝗，仅汴州一地就捕获蝗虫十四万石（约八百四十万斤），有效遏制了灾情。

宋璟的守正。开元四年（716年），姚崇卸任后，宋璟接任宰相，至开元八年（720年）去职。宋璟的施政风格与姚崇截然不同——姚崇灵活机变，宋璟刚正不阿。宋璟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开元朝的法治秩序。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权贵而枉法。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李隆基的宠臣王毛仲嫁女儿，李隆基问他还需要什么，王毛仲说万事齐备，只缺客人。李隆基说：“我知道你请不来一个人——宋璟。“第二天李隆基亲自出面请宋璟赴宴，宋璟到场后只饮了一杯酒就起身告辞。宋璟在位期间，朝中风气为之一正——官员不敢行贿受贿，权贵不敢横行霸道，百姓安居乐业。后人将"姚宋"并称，视他们为开元盛世的缔造者。

3. 牛李党争：四十年的政治内耗

党争的起源。牛李党争是唐朝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政治内耗。它起源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当时进士科出身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直言批评朝政，矛头指向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大怒，认为这些批评是针对自己的人身攻击，请求宪宗将牛僧孺等人贬黜。虽然宪宗没有同意，但从此李吉甫一派与牛僧孺一派结下了梁子。此后四十年间，“牛党”（以进士科出身的寒门官员为核心）和"李党”（以门阀世族出身的官员为核心）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

两党的核心人物与政见分歧。牛党的核心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他们多为进士科出身，代表庶族地主的利益。李党的核心人物有李德裕、郑覃、李绅等，他们多出身世族，代表门阀地主的利益。两党的政见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取士之争——牛党主张以科举取士，李党主张以门荫取士；二是施政方针之争——李德裕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积极削藩，牛僧孺主张"姑息养安”、维持现状；三是对外政策之争——李德裕主张对藩镇和外族采取强硬态度，牛党倾向妥协退让。但从实质上看，两党的争斗更多是权力之争而非路线之争——双方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其实是可以互换的。

党争的残酷过程。牛李党争从宪宗朝一直持续到宣宗朝（808-846年），跨越六位皇帝，长达近四十年。每当一方得势，就将另一方的核心人物全部贬出朝廷。穆宗朝（820-824年），牛党得势，李德裕被贬为浙西观察使。文宗朝（826-840年），两党交替执政，你来我往如同走马灯——李德裕入朝，牛僧孺被贬；牛党反扑，李德裕又被贬。最荒唐的是文宗的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消灭河北的藩镇叛贼都比消灭朝廷中的朋党容易。武宗朝（840-846年），李德裕终于大权独揽，但他的专权并不比牛党好到哪里去。宣宗即位后立即贬黜李德裕，牛党全面回朝。至此，持续四十年的牛李党争才以牛党的最终胜利告终。

党争的深远危害。牛李党争对唐朝的伤害是灾难性的。第一，大量行政精力被消耗在人事斗争上——朝廷的重要决策往往不是出于国家利益，而是出于党派立场。第二，国家的对外政策摇摆不定——对藩镇的强硬与姑息交替出现，使朝廷失去了统一的战略方向。第三，文官集团被彻底撕裂——出身科举的官员和出身门荫的官员互相敌视，无法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第四，宦官势力趁机坐大——当文官忙于内斗时，宦官成了朝政的实际主导者，“甘露之变”（835年）中文宗试图诛杀宦官反被宦官软禁，就是文官内斗导致权力真空的直接后果。可以说，牛李党争四十年的内耗，为唐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最深的伏笔。

党争中被牺牲的人才。牛李党争最令人痛心的后果，是大量有才能的政治家被无端卷入漩涡，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内耗之中。李德裕本人是极有政治才能的人——他在武宗朝主持的"会昌灭佛”（845年），废天下寺院四千六百所、令二十六万僧尼还俗、收回良田数千万亩，极大地充实了国库。他还在843年力排众议决策平定泽潞镇（驻今山西长治）的叛乱，恢复了朝廷对昭义镇的控制。但李德裕的政治生涯有一半时间消耗在与牛党的争斗中——他的精力本可以更多用于国家治理。同样，牛僧孺虽然在政治立场上偏于保守，但也并非无能之辈——他在担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治理有方，辖区内政通人和。如果这些人才能够团结合作而非互相倾轧，唐朝中后期的政治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

党争对科举制度的异化。牛李党争还深刻异化了科举制度本身。在党争的影响下，科举考试不再是纯粹的人才选拔，而变成了党派扩充势力的工具。牛党得势时，进士科的主考官往往是牛党成员，录取的考生自然倾向牛党；李党得势时亦然。晚唐时期出现了"座主"与"门生"的特殊关系——考生考中进士后，要拜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形成一种准父子关系。这种关系在政治上被无限放大——座主和门生在朝堂上互相提携、互相包庇，形成了一张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一次科举考试的录取名单竟然要经过宰相和宦官的双重审核才能公布——科举制度在党争的裹挟下，从选拔人才的工具蜕变为权力斗争的筹码，这是唐代政治走向崩溃的又一个制度性信号。

晚唐文官的最后抗争。尽管牛李党争消耗了文官集团的大量元气，但晚唐仍有一些文官试图力挽狂澜。刘蕡是其中最令人敬佩的一位。太和二年（828年），刘蕡在贤良方正科考试的对策中，痛陈宦官专权的危害，直言"陛下何不以朝廷之大法正之"，要求皇帝铲除宦官势力。考官读了他的对策后叹息不已，但因为惧怕宦官报复，不敢录取他。刘蕡最终未能入仕，客死他乡。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文官是李训——太和九年（835年），他与郑注策划了"甘露之变"，试图在宦官仇士良毫无防备时将其一举消灭。但计划败露，宦官反扑，李训、郑注等朝臣被诛杀殆尽，朝堂为之一空。唐文宗此后被宦官软禁至死，临终前自比"周赧王、汉献帝"，说"朕今受制于家奴"。甘露之变后，文官集团彻底丧失了对抗宦官的能力，唐朝的政治也走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从贞观到安史之乱再到甘露之变，唐代文官集团的命运画出了一条令人扼腕的下行曲线。贞观朝的魏征敢于当面顶撞李世民，甚至让李世民说出"会须杀此田舍翁"的气话——但他始终安然无恙，因为背后有关陇集团的政治庇护和李世民"以人为镜"的胸襟。到了开元后期，张九龄被贬后，再没有人敢对李隆基说半个不字。到了晚唐甘露之变后，文官成了宦官砧板上的鱼肉。制度的退化比军事的失败更可怕——它是一个王朝走向覆灭的最可靠的预兆。

回望贞观到安史之乱这一百多年的文官政治史，最根本的教训是：一个健康的制度不能依赖任何个人的品格，无论是皇帝的胸怀还是大臣的骨气。只有当制度本身具备纠错能力——言路畅通、权力制衡、人才流动——一个国家才能避免从盛世滑向深渊。唐朝用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代价是整个帝国的命运。

这段历史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启示或许是：权力必须被约束，而约束权力的最好方式不是寄望于圣君贤臣，而是建立一套即使庸君佞臣也无法轻易破坏的制度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