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与全球健康:病毒面前的人类命运

西班牙流感:被遗忘的大屠杀

1918 年春天,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正在欧洲大陆轰鸣时,一种流感病毒悄然在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中出现。起初它看起来只是又一场季节性流感——发烧、咳嗽、浑身疼痛。但到了秋天,第二波疫情以超乎想象的凶猛席卷全球:患者的肺部迅速充满液体,面色发绀,从出现症状到死亡有时不到 48 小时。

这场被误称为"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中立国西班牙的媒体自由报道疫情,而交战国的新闻被审查压制)在 1918 至 1919 年间感染了全球约五亿人——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人数估计在五千万到一亿之间,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印度死亡约 1700 万人,是美国死亡人数的二十倍以上。在阿拉斯加的一些因纽皮亚特村庄,死亡率高达 90%。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在 1918 年骤降了约 12 年。

奇怪的是,这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在战后迅速从公共记忆中消失。或许是因为战争的创伤太深,或许是因为流感太"普通"而不值得铭记。直到 1990 年代,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1931-2018)的著作才重新唤起了对这场灾难的关注。病毒学家杰夫里·陶本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1961-)则在 2005 年利用从永久冻土中保存的 1918 年死者肺组织样本,完成了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

WHO 的诞生与全球卫生体系

二战结束后,人类从两场浩劫中吸取了教训:传染病不认国界,全球卫生需要全球协调。1948 年 4 月 7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内瓦正式成立,其宪章开篇即宣称"健康是身体、精神与社会康乐的完全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这一定义至今仍被广泛引用。

WHO 的第一个重大成就是天花根除计划。1967 年启动的全球强化根除运动,通过大规模接种和"环形接种"策略(追踪每一例病例并接种其所有接触者),在十年内将天花从三十多个国家清零。1977 年 10 月 26 日,索马里的阿里·毛·马阿林成为最后一例自然感染的天花患者。1980 年,WHO 正式宣布天花根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一种传染病。

但 WHO 的历史同样充满挫折。脊髓灰质炎的根除计划从 1988 年启动至今仍未完成,野病毒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传播。疟疾每年仍夺走超过 60 万人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五岁以下儿童。WHO 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总干事之一哈夫丹·马勒(Halfdan Mahler,1923-2016)在 1978 年推动了《阿拉木图宣言》,提出"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宏大目标——这个期限早已过去,目标仍未实现。

HIV/AIDS:傲慢与偏见

1981 年 6 月 5 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刊登了一篇不起眼的报告:洛杉矶五名年轻男同性恋者患上了罕见的卡氏肺孢子虫肺炎。这些患者原本健康,免疫系统却像被什么东西摧毁了。这篇不足两页的报告是医学界对艾滋病(AIDS)的第一次正式记录。

随后的几年里,艾滋病以令人恐惧的速度蔓延。1983 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1932-2022)和弗朗索瓦丝·巴雷-西努西(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1947-)分离出了致病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但在科学进步的同时,社会的反应暴露了深刻的偏见:艾滋病被贴上"同性恋瘟疫"的标签,患者被歧视、被驱逐、被拒绝治疗。美国里根政府直到 1985 年才首次公开提及艾滋病——那时已有超过一万两千名美国人感染。

抗病毒药物的出现改变了命运。1996 年,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俗称"鸡尾酒疗法")的问世使艾滋病从死刑判决变成了可控的慢性病。但药物的分配极不公平:2000 年代初,一年的抗病毒治疗在发达国家价格超过一万美元,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绝大多数人根本负担不起。南非政府一度拒绝提供抗病毒药物,导致估计超过 30 万人不必要的死亡。直到仿制药的引入和国际援助的增加,局面才逐步改善。到 2023 年,全球约 3900 万 HIV 感染者中有约 3000 万在接受抗病毒治疗。

COVID-19:全球化的代价

2019 年 12 月,中国武汉报告了一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020 年 1 月 30 日,WHO 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 月 11 日,WHO 正式将其定性为全球大流行

COVID-19 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是现代史上空前的:在两年内,全球确诊病例超过 7.6 亿,报告死亡近 700 万——而超额死亡分析表明真实数字可能在 1500 万到 2000 万之间。全球 GDP 在 2020 年萎缩了约 3.1%,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学校关闭影响了超过 16 亿学生。

但 COVID-19 也展现了医学的空前速度:从病毒基因序列公布(2020 年 1 月 12 日)到第一批 mRNA 疫苗获得紧急使用授权(2020 年 12 月),仅用了 11 个月。这是疫苗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依赖于 mRNA 平台技术、充足的政府资金和全球临床试验网络的同时推进。

公平:全球健康的未竟之业

从西班牙流感到 COVID-19,每一次大流行都暴露出同一个伤口:健康的不平等。疫苗民族主义让高收入国家在 2021 年就为大部分人口完成了接种,而许多低收入国家到 2022 年底的全程接种率仍不到 20%。COVAX——旨在促进疫苗公平分配的全球机制——因资金不足和供应被高收入国家抢购而未能实现目标。

全球健康的核心悖论在于:人类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医学工具,但这些工具的分配仍然由财富和权力决定。一个出生在塞拉利昂的孩子与一个出生在瑞士的孩子,预期寿命相差超过 20 年。这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意志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