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危机与反思

1967 年，一个名叫戴尔·海姆斯的语言学家在《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的序言里写下一句令整个学科不安的话：“如果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孩子，它必须正视自己的出身。“这句话揭开了人类学历史上最漫长、最痛苦的一次自我清算。彼时的世界正在剧烈震荡：越南战争、非洲去殖民化、美国民权运动——而人类学家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引以为傲的"田野”，很多正是殖民帝国的领地；那些"客观记录"的部落社会，不少是被殖民者的炮火轰开的边界。人类学，这门以"理解他者"为志业的学科，开始追问自己：我们究竟是谁的学问？

殖民主义的原罪是这场危机的第一重。埃文斯-普里查德研究努尔人时，正值英国空军轰炸努尔人的村庄；他从未在《努尔人》中正面书写这段历史。比利时人类学家雅克·马凯 1971 年的调查显示：二十世纪上半叶，非洲的人类学研究机构九成由殖民政府资助。人类学家辩解说：我们的记录至少保存了正在消失的文化。但批评者反问：当人类学家把"原始社会"描述为静止、封闭、无历史的"活化石"时，他们不正好为殖民者的"文明使命"提供了合法性？约翰内斯·费边 1983 年的《时间与他者》一针见血：人类学通过把研究对象"放逐到过去”，否认了与他们"同时代"——这种"同时代性的否认"（denial of coevalness）是学科最深的知识暴力。

第二重危机来自学科内部——“写文化"论争。1986 年，詹姆斯·克利福德与乔治·马库斯主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出版，一群年轻学者向民族志的权威发起总攻：民族志作者凭什么声称自己"代表"了某个文化？田野中的人类学家只是与某个报道人坐在特定树下聊过几小时，回到书房却写成了"努尔人相信……“的全知判断。克利福德提出，民族志最多是"部分的真理”（partial truths）：它受限于作者的身份、语言、资助来源、写作体裁。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宣称：民族志是一种"虚构”（fiction）——不是"假的"，而是"被制作出来的"（拉丁语 fictio 的本义）。这本书让整整一代人类学家陷入"表征危机"：如果民族志只是写作，那它和小说有什么区别？人类学家还有资格描述他者吗？

第三重危机来自被研究者的觉醒。1970 年代起，原住民学者开始用人类学的方法反过来研究人类学家。毛利学者琳达·图希瓦伊·史密斯 1999 年的《去殖民化方法论》断言：“研究”（research）在原住民耳中可能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词"——它让人想起被抽血、被测量、被拍照、被写成论文却一无所得的屈辱历史。她主张研究必须由社区主导、为社区服务。今天，越来越多的部落设立自己的"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要求外来研究者签署数据主权协议；加拿大原住民干脆把田野调查称为"被研究的殖民"。

危机并未杀死人类学，反而让它脱胎换骨。1980 年代以后，人类学家开始"向上研究"（studying up）——研究华尔街、实验室、NGO 与官僚机构，而非只研究弱者；开始"多地点民族志"追踪全球流动；开始与研究对象合作写作、共同署名。劳拉·纳德 1972 年的名文《向上研究》里说：人类学家研究过太多的穷人，却不敢研究将军与银行家——这门学科必须学会凝视权力本身。今天的年轻人类学家在硅谷研究算法工程师、在达沃斯论坛研究全球精英、在联合国走廊里研究外交官——危机教会了他们一件事：理解他者之前，先学会怀疑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