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

1935 年冬天，广西大瑶山的密林里，一对新婚仅 108 天的年轻夫妇正在跋涉。丈夫是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费孝通，妻子王同惠是他的同学。两人受老师吴文藻之托，深入瑶山做体质与社会调查。12 月 16 日，费孝通误踏猎户设下的虎阱，被巨石压住；王同惠下山呼救，不幸坠崖溺亡。费孝通带伤爬回村子，抱着妻子的遗体在山中痛哭。这场悲剧几乎终结了中国人类学的第一场田野实验，却也铸就了费孝通此后一生的学术担当。他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的卷首写道：“同惠不死于学，而死于爱。我以学慰之，亦以学报之。”

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是中国人类学的真正奠基人。1920 年代，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回国后提出"社会学中国化"：与其在书斋里翻译西方理论，不如走进中国的乡村与边疆，用田野调查回答中国的问题。他的学生名单后来撑起半个中国社会科学界：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李安宅。1930 年代，吴文藻请来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讲学，又为费孝通争取赴英深造的机会。1936 年，费孝通带着他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的调查材料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两年后，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出版，马林诺夫斯基亲自作序，称其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费孝通第一次把人类学从"研究异文化"转向了"研究自己的文明"。

与费孝通同代的林耀华走的是另一条路。这位福建古田人 1935 年赴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以小说体写成博士论文《金翼》（1947）——描绘福建两个家族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的三十年兴衰，用"竹竿与橡皮筋"比喻人际网络的平衡与断裂，开创了"人类学小说"这一独特文体。回国后林耀华深入凉山彝族地区与康区藏区，1950 年代又主持民族识别工作，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框架提供了学理基础。而生于辽宁的许烺光则在 1937 年赴伦敦，后移居美国，成为"心理人类学"的巨擘。他以云南大理喜洲镇为田野写成《祖荫下》（1948），提出中国人的性格结构以"父子轴"为中心，与美国人的"个人轴"、印度人的"超自然轴"形成对照——这套"心理文化比较"的框架至今仍被跨文化心理学引用。

1952 年院系调整，社会学与人类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取消，费孝通被划为右派，林耀华转向民族研究，中国人类学陷入长达三十年的沉寂。1979 年，费孝通复出，受命重建中国社会学；他晚年的目光从江村扩展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又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89）与"文化自觉"（1997）两个影响深远的概念。2005 年 4 月 24 日，费孝通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他书桌上的玻璃板下，始终压着王同惠的照片。

从瑶山的虎阱到江村的缫丝厂，从《金翼》的家族兴衰到"文化自觉"的晚年呼号，中国人类学的一百年，是一代学人用双脚在乡土中国走出来的学问。费孝通晚年总结自己的方法，只有八个字：“从实求知，志在富民。"——这大概是中国人类学最朴素也最坚韧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