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基础

1902 年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刚刚成立不久，一位身材矮小、面容严肃的德裔教授正在给学生们上课。他叫弗朗茨·博厄斯，出生于德国明登的一个犹太家庭，早年学的是物理学和地理学，1883 年曾随探险队到巴芬岛研究因纽特人。那次极地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发现，因纽特人对冰雪、海流、季节的知识远比欧洲探险家的地图精细，所谓"原始人的心智"之说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此后博厄斯转向人类学，1899 年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日后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

博厄斯带给这门学科的最重要礼物，是把"文化"从进化的阶梯上解放出来。在他之前，泰勒和摩尔根的古典进化论把各民族文化排列在从蒙昧到文明的单线序列上；博厄斯则主张，每一种文化都是特定历史过程的独特产物，没有高低之分，只有路径之别。要理解一种文化，必须回到它自身的历史语境中去——这一立场被称为"历史特殊论"。他的学生中有两位后来名满天下的女性：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在 1934 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中进一步提出，每一种文化都像一个人格，选择了人类潜能的某些方面加以强化，形成独特的"模式"。她用希腊词汇"日神型"与"酒神型"来刻画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与夸扣特尔人的气质差异，这本书畅销数十年，让"文化"一词真正进入了大众语汇。

与历史特殊论相伴的，是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方法论立场。它要求研究者悬置自己文化的价值判断，先理解异文化行为在其自身脉络中的意义。这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爱斯基摩人中存在遗弃年迈双亲的习俗，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看来是骇人听闻的恶行；但放在极地严酷的生存条件下——食物短缺、迁徙艰难、老人主动要求留下以保全家庭——这一行为就有了可以理解的逻辑。文化相对主义不是"什么都对"的道德虚无，而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谦逊：先理解，再评价。博厄斯本人正是用这一武器与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科学种族主义作战，他通过测量证明，移民后代的头型会随环境改变，所谓"种族体质决定论"不攻自破。

博厄斯学派的另一项遗产，是确立了民族志田野调查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方法。在他之前，许多人类学家是"摇椅上的人类学家"，依赖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旅行者的二手报告在书房里构建理论。博厄斯要求学生必须亲自到田野去，学习当地语言，长期生活，做系统的记录。这一方法后来被波兰裔学者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推向极致：1915 至 1918 年间，马林诺夫斯基因一战滞留于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他搭起帐篷住在村民中间，用当地方言访谈，参与日常劳作与仪式交换，最终写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开创了"参与观察"的田野典范。他宣称，民族志者的目标是" grasp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把握当地人的视角，理解他与生活的关系，认识他眼中的世界。

文化、相对主义、田野方法——这三个支柱撑起了二十世纪文化人类学的大厦。从博厄斯在哥伦比亚的课堂，到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海滩的帐篷，一门以理解他者为己任的学科，就此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品格。